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题记

2008年2月24日星期日

人生三段论

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谓人生之三境界,第一阶段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所谓孤冷独依、无处觅知音;第二阶级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即所谓心有灵犀、若有所归。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所谓大隐隐于市是也。


 

此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描述人生三阶段之语。第一阶段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此一阶段是人生开始之际,对待万事万物纯粹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心存理想与浪漫情怀。第二阶段则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历过童年、少年,人生转入愁苦阶段,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万事万物与人本无相关,但由于人心苦闷,所以看到一切仿佛都变了。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三阶段即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经历了一系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之后,终于明白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原来起于一心。若心里通透,万物均晶莹轻巧。若心里窒碍,则万物俱寂灭。在纷纷扰扰之后,终于看透世事、参透尘缘。再也没必要纠缠、再也不必要刻意。人生本空无,何必执意之。于是,放下妄念,自净其心。仿佛又回到了赤子之时,眼睛也明亮,耳朵亦慧聪。看到的山,还是山;而水,还是水。但这时的山与水,却与第一阶段不同。


 

我又想起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的对人生三阶段的著名论述。他说人生的第一阶段为"美学"阶段,即所谓对世间万物充满"真"的追求。人们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怀着善良的心,关注着每事每物。第二阶级为"伦理"阶段,即所谓对"善"的追求。人们开始对各种行为做出判断,并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至善,获得高尚的道德评价。同时,对恶亦有所察觉。然而,无论是对真,还是对善的追求,其结果是让人知道自身的有限,以及人的不足。因此,第三阶段则为"宗教"的阶段。宗教即是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追求。它是让人能够克服不足、缺陷的解毒剂。


 

齐克果后来更被奉为存在主义的祖师,其所谓不无道理。我时常想,人生的第一阶段往往是"感性"至上,因为这个阶段尚处懵懂无知,待人接物自然不假思索,更难以明了事物背后之深意。而对于长辈先哲之言,往往难以理解,故不接受。甚至还会离经叛道,无所不为。而第二阶段则为"理性"。因为在经历过种种事情之后,终于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并初涉世,对于世途险恶,略有所知。在这个阶段,智力、脑力也开始健全完备。因此,开始用理性的能力思考、行为、判断。并开始明辨是非,知道善恶美丑。很多人往往就至于这个阶段。而最高阶段则为"悟性"阶段。所谓"悟性",也就是体验。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的直观。非是感性的"五官",理性的"脑力"。体验与境界是一种超越。有个故事说,老和尚与小和尚过河,看见漂亮女子无法过去。老和尚不假思索背着漂亮女子过去。并且若无其事,一切如常。小和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河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何以能背女人过河?"老和尚答曰,"吾已经放下了,尔为何不能放下?"


 

人生之境界,实则需要慢慢修养得到。此正如程朱理学中所谓的"工夫"。然而,阳明心学与禅宗,却主张顿悟。仿佛只要此时明白,自然会见于行为。此种说法有点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的德性伦理。然而,我往往怀疑这种说法。知识与行为之间,总是差了一步。从"是"能推出"应该"吗?


 

然而,有人说,如果不能从"是"推出"应该",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达到"是"。换言之,如果真正知道"是",就会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譬如说,如果人真正明白救人的道理,就自然去救人。我很不同意。更不同意孟子所谓的"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意的人性论,往往夸大了人在善恶行为上的主动性。所以只要保存人性中的善的一面,所谓"善养浩然之气",就可以行善。实际上,是这样吗?


 

后来,天主教传教士来了。更不同意这种看法。儒家所谓的"率性之谓道",即将人性善当作所有伦理行为的基础。因此,儒家的修养论是主张保存与涵养。而实际上,这种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对于现实中的种种恶行来说显得苍白无力。传教士即主张"克性之谓道",即要克除人性中的恶的一面,才有可能实现善的良知良能。


 

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在其著作《存在的勇气》中,亦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三段论"。其谓上古人对"本体"的存在充满忧虑,中世纪的人对"道德"上的存在充满焦虑,而现代人则对"精神"存在充满忧虑。所以古代人尤其是古代的哲学家很关注世界的来源,万事万物的构成。诸如水元素说、火元素说,以及四元素论等等。所以中世纪的人特别关注罪与恶。诸如各种道德说教、宗教教化等盛行。而现代人则对精神的空虚、无意义,甚为关注。


 

中西方对人生"三段论"的讨论,实际上有某种相似性。然而,康德认为人生的两大重要的事情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理律令"。此即仿佛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与"人极"。而康德注重宗教的"他律",儒家则过分乐观人的"自律"。


 

在我看来,"他律"往往是一种"习惯"的力量。还需要转换成"自律"来施行。只不过,在"他律"的控制下,人往往失去了自我。但过于依赖自律,往往会对恶束手无力。所以,道德与宗教的力量需要结合在一起,方可大行其道。


 

而从某种角度看,宗教实际上就是道德,而道德就是宗教。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慢慢就变成了道德力量。直到现在,基督教在西方人的道德中的影响极大。而儒家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说教,但从董仲舒以后,慢慢就有了宗教的行为(尤其是仪式)。儒家士大夫很明白,仅仅依靠说教还是不够的,于是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如祭祖、敬天、祭孔等等,来强化道德内容。只不过在打到孔家店之后,儒家的影响不断式微。儒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或如道教、佛教那样,成为一种宗教保留下来;但儒家的某些道德内容,却依然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液中。

2008年2月15日星期五

和尚之间的争讼

别以为只有世俗人才会有争讼,那些看破红尘、身居方外的高僧大德有时亦不能免俗。近世佛教多有此事。近览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知天童密云圆悟、汉山法藏、木陈忞、继起弘储、费隐通容、牧云通门等之间的争讼,实则令人侧目。


 

费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但因木陈忞撰《天童塔铭》对其极不信任。而木陈忞对汉月法藏之弟子继起弘储十分痛恨。木陈忞还邀请钱谦益为《天童塔铭》作序,而钱谦益明言汉月之禅,为"世间三妖"(其中还有"西人之教",即天主教)。其目的昭然若揭也。


 

实际上,费隐、木陈、汉月均是天童弟子,临济宗之重要传人。正因清初江浙佛教之盛,为争夺势力、名声,僧人之间派别森然。因继起将海盐金粟寺"密云弥布"之牌匾撤下,而换上自书之"亲闻室",木陈忞大为恼火。牧云亦著《牧云五论》攻击继起。继起著《淑泉集》,木陈即著《新蒲绿》。


 

木陈曾于《百城集》杜撰一故事讥讽具德弘礼。看来,木陈对汉山一系多有不满。


 

然而,木陈在未入京晋见顺治之前,曾有黍离之思。其与忠义士大夫等,《荐严》有疏,《春葵》有风,不胜原庙之悲,极写煤山之痛。然而,一旦入新朝,则完全改变。木陈还将其入京经过,写成《北游集》以夸耀恩遇。甚且在天童寺建奎焕阁、平阳寺建奎焕楼。甬上董道权作诗讽刺,"文字传灯记北游,锄山拟筑御书楼,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人煤山花鸟愁。"木陈的弟子甚至因此拿刀追杀董道权。


 

木陈还撰《从周录序》将明比作商,而清作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佛教为了自身利益常常依附统治阶层。所谓"法无国不立。"但为了依附统治者,而背弃道义往往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玉琳通秀为最早受顺治帝召见的僧人之一,但其后嗣不足。雍正竟指派他人填入。后来,竟有僧人冒充"奉旨进京"。乾隆帝大为恼火,将其辈分贬了一级。清初僧团派别之争,使得雍正帝参与其中,可见其盛也。


 

陈垣在检索这段历史时,正值日寇入侵平津,当时不少汉奸渡海朝拜、得意洋洋。正如陈寅恪在序《明季滇黔佛教考》时所谓,陈垣此著大有深意。


 

然而,陈垣后来亦参与政治,某些方面仍然令人惋惜。


 

可见,人人均是俗物,为了利益,罔顾道义,僧人、吾人亦难免矣。


 

2008年1月31日星期四

死生事大

中国人向来最忌讳谈死。哪怕是先贤孔子,亦谓"未知生,焉知死?"仿佛死是一个神秘而令人色变的话题。中国人以及儒家的实用主义,往往把眼光放在此世和此岸。


 

因为,谈到死亡,往往会涉及到超越现实之上的层面。孔子不愿意谈论死亡,因为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家的主流是生在此世,就知谈此世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这个世界好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哪有时间去管另一个世界。人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遑论神、鬼的问题。


 

因此,儒家向来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或至少是中间路线,不知可否。孔子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后世的王充、朱熹等等都是无神论者。


 

对死亡以及彼岸的忽视,让佛道乘虚而入。佛教中的天堂地狱、轮回转世,道教中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而将彼世描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而且,借助着这种宗教性力量,佛道也逐渐和儒家抢夺地盘,即向上开始渗透到儒家学说中,向下即开始争夺民间教化。前者,明显表现在宋明理学;后者,诸如功过格、阴骘文等等。


 

虽然儒家不讲死亡以及彼岸,但儒家非常重视死亡。何谓哉?儒家将一个人的死亡当作是一个一生最好的注解。如果死得不好,可能会影响对此人一生的评价。有俗语谓,盖棺定论。即人死了之后,才可以对人做出评论。这就涉及到人们所重视的"节",即所谓的"死节"。


 

这在易代之际表现得异常惨烈与震撼人心。当庄烈帝在北京煤山投缳时,当时死节者寥寥。史可法说,"先帝待臣以礼,御将以恩,一旦变出非常,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但也有不少忠臣赤子,追随崇祯帝而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儒刘宗周。但刘宗周在崇祯帝自杀时,并没有立即自杀。直到顺治二年才绝食而死。


 

在当时大部分士大夫的思想中,当社稷颠危之时,首先的选择就是速自决。正如陈子龙所谓:


 

上:伏欧刀,赴清流,速自引决;

次:南走闽越,西奔滇蜀;

下:客游下邳,结纳沧海;


 

历代儒家史官都在官修史书中,对那些死节的人大书特书。并根据不同情况,将死在不同境遇中的人进行分类。如《宋史》中将之分为三等。孙奇逢将之分为二类。


 

但正如黄宗羲所谓人臣"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优乐。"换言之,不必为了一个朝廷而死节,同样,亦不必为了所谓的尽忠而死节。这种观点可谓是明清以来最为启蒙之话语。


 

然而,统治者往往将国家等于王朝,将爱国等同于爱皇帝。实际上,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国家不等于王朝。


 

但在不少人那里,死节还是分内之事。究其原因,儒家里的尽忠报国思想虽然有很大影响。但我觉得好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明王朝养了他们,"养"与"被养"的关系,让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如此。另外一方面,好多人在那种危急的时刻,自杀还能落下殉国的美名。而抵抗或投降,不一定会获得好处,反落下二臣的恶名。


 

因此,人都是理性选择的。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之前,好多人是谨慎选择的。而影响儒家选择的,往往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也有名誉、气节等精神的利益。


 

不能说后者不是利益。


 

实际上,等清王朝稳定之后,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开始嘉奖那些为明王朝死节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回报吗?对于新王朝来说,奖掖死节的人即在表明重视儒家的三纲五常而已。换言之,新王朝也是要继续原先的统治技术,虽然统治者换了而已。


 

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好比现在的政党轮替,如果将两三百年当作一个政党统治时期来看的话。然而,要想一个政党下台是不容易的。不是可以用选票的,而是血腥的暴力。这是因为许多统治者并不愿意自动下台。谁也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拱手让人啊。


 

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情况也一样。中国人对利益的贪婪,让他们毫无公平、公正等概念。政治上没有民主等观念。在统治者看来,他们永远正确、伟大、光荣。即使是腐败透顶,也绝不会下台。因为他们的利益集团不允许,他们的子孙不允许,他们自己也不允许。


 

儒家对一个人死的注重,无法是对其所主张的统治制度的维护而已。死生问题,关乎一个人的名节,后世的评价。因此,死亡不仅仅是死亡,而是一种道德行为、宣告行为。


 

但我想越到近代,这种死节的人越少。清亡之时,死节的人更少。国民党下台,共产党上台,恐怕死节的人没有,但后来被整死的人不少。


 

(参考书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普仁截流与天主教



天主教对佛教的态度,起初有着戏剧性的变化。一开始,耶稣会士罗明坚奉行范礼安的适应策略,在广东之后就穿僧袍,并自称自己来自天竺,为番僧。当地居民信以为真,予以礼遇,并将其安置在佛寺中。后来,罗明坚以及利玛窦意识到,佛教一方面与天主教有着天壤之别,或者说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另外一方面,佛教僧侣在中国地位低下,且不允许公开传教。于是,利玛窦听从瞿太素的建议,改穿儒服。并彻底改变了对待佛教的态度。利玛窦在其著作中,大肆攻击佛教为魔所诱,并称佛教天堂地狱说是借用天主教的天堂地狱概念,并说佛教的轮回是抄袭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利玛窦还利用了早期佛道之争时的故事并加以改造,谓当时汉明帝遣人去西域求经,本应求天主教,结果到了半路,把佛教经典给拿回来了。而且,利玛窦还认为天主教与上古儒家是同一个道理,而佛教则不是。佛教与道教,以虚空为尚,以出家避世为名,而天主教则讲求实际、积极入世,因此,天主教才是符合儒家正统的宗教,而佛道则不是。


 

当时的儒家信徒,如徐光启、杨廷筠,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我总觉得,利玛窦刚入中国,不可能这么快就采取了补儒易佛这么高明且富有洞察力的策略。利玛窦的策略实际上是瓦解儒释道三教联盟,从而取而代之。并利用佛道与儒家之间业已存在的裂隙,大而广之,以挑起二者之争,以为天主教乘虚而入。


 

利玛窦、徐光启的策略或多或少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晚明社会动荡、国势颓危,不少士大夫反省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时,亦将矛头直接指向佛教。有人直接说,朱子道,陆子禅。因此,追求实心实行等实学成为大流趋势。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人批判佛道则是其一神论信仰使然。若从传教的角度考虑,批评佛教则是为了彰显自身的特点,并保持与佛道之间的距离,从而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尤其是能够吸引一些佞佛者的加入。


 

杨廷筠是早期天主教会的三柱石之一。其先前就是一位佞佛者。与冯梦祯、屠隆、黄贞父、虞淳熙、葛寅亮、黄汝亨等人关系甚好。而冯梦祯等人则是杭州有名的佛教居士,与晚明四大高僧均有频繁往来。亦是莲池弟子,推动嘉定藏的刻印。杨廷筠还与冯梦祯等人组织过放生会。在杭州一带聚会、参禅、吟诗、作赋。可谓是当时佛教团体中一位重要人物。


 

但不久杨廷筠就转向了天主教。而且,开始攻击佛教,撰写了《代疑篇》等书籍。杭州一带的佛教僧侣很是气愤。开始展开反击。而一开始佛教居士虞淳熙还与利玛窦有过交情,并为其《畸人十篇》写序。但到这时,也未免不得不站到佛教护教的立场上。撰写了《天学剖疑》、《天主实义杀生辨》等文章为佛教辩护。在这些文章中,虞淳熙的口吻还是相当缓和,他的观点是天主教实际上与佛教差不多的,希望利玛窦不要攻击佛教,二者相安无事,多好。


 

1615年,利玛窦去世5年,莲池将其与利玛窦辩论的内容编为《天说凡四》。而在20年后,天主教在刻印《辨学遗牍》时,加上了杨廷筠与李之藻的跋,并称莲池在临死前后悔自己走错了路。其意甚是明了,即意味着承认佛教错误,而天主教正确。佛教团体见此大为恼火。随即,杭州和尚唯一普润就召集人马,编辑了反天主教的文集,颜曰《诛左集》。显然,佛教以正统宗教自居,而将天主教当作异端邪教。


 

此时,由于天主教在福建发展迅速,而天主教对佛教又持敌意的态度。因此,福建的佛教团体开始反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自称白衣弟子的黄贞。黄贞一开始对天主教也持宽容与怀疑大态度。但自从黄贞知道天主教对儒家、佛道都持否定的态度,就开始急了。有一次,黄贞听艾儒略说舜有两个妻子,因此会下地狱。黄贞非常生气。于是邀请众多僧侣以及佛教居士反对天主教。并邀请他的老师顔茂猷也来一起反天主教。


 

1637年,福建福安发生了小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但影响不大。艾儒略只不过躲到了山区,发展了更多地盘。当时不少生员、布衣、官员联名上书蒋德璟,希望朝廷能够禁止天主教。但我们知道蒋德璟与传教士有过往来,对传教士有好感。他的意见是天主教可以禁,但传教士则应该怜惜。毕竟人家从老远地方过来观光上国,所以应该以儒家之礼仪道德化之。


 

在这场反教运动中,不少先前是与传教士交好的人也转向立场。诸如周之夔等等。其原因很显然,本来这些人就是佛教居士,或倾向于支持佛教。


 

到了清初,天主教对佛教的攻击依然没有停止。但佛教也同样保持反击的态势。此时,一本名为《辟释氏诸妄》的书十分流行。此书署名为徐光启,实际上不过是托名而已。此书内容不全是批评佛教,也批评了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可谓是天主教向中国本土教派的宣战书。


 

这个时候,净土宗十祖的截流行策大师站了出来,为佛教辩护。截流和尚据说是憨山德清的转世,而憨山德清与莲池等人一样反对天主教。截流和尚为了反驳托名徐光启的《辟释氏诸妄》就撰写了一本书《辟妄辟》。但此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截流和尚俗姓蒋,天启六年(1626)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叫全昌,是宜兴老儒,与憨山(1546 - 1623)是好友。憨山大师示寂后三年,一天晚上,全昌梦见憨山大师进卧室,随后截流大师出生,是以其父全昌为子取名为梦憨。时为明朝熹宗(公元1626年)。父母相继逝世后,时年二十三岁的截流大师,在杭州理安寺投礼箬庵同通问和尚出家为僧。之后于问公座下修习禅定功夫,一直修行了五年。到了清朝顺治八年(1651)问公往生后,截流和尚就去了报恩寺。康熙九年(1670),截流大师进住虞山普仁院(今江苏常熟),倡导兴建莲社,并发起集众七日念佛的共修法会,此种行法可谓是为清代以降"打念佛七"之滥觞。自此,截流和尚就一直住在普仁禅院,直到1682年7月9日去世。今天每年农历7月9日就是十祖的纪念日,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


 

至于《辟妄辟》的内容,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幸好天主教信徒因为不服,又展开骂战。江西赣州信徒夏玛第亚于1687年撰写了《泡制辟妄辟》与截流和尚进行论辩。同时,1689年杭州的信徒张星曜与洪济合作撰写了《辟妄辟条驳》反驳截流。


 

据此可以知道,截流和尚的反天主教著作《辟妄辟》大概撰写于其入住普仁禅院之后的一段时间,即1670到1682年之间。通过《泡制辟妄辟》以及《辟妄辟条驳》,我们可以知道普仁截的基本观点。大部分是使用佛教的概念来批评天主教对佛教的反驳而已。


 

自此可以看出,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开始有天主教徒撰《辟释氏诸妄》来批评佛教,然后普仁截流撰《辟妄辟》予以反驳,接着天主教徒夏玛第亚撰《泡制辟妄辟》、张星曜等撰《辟妄辟条驳》再与之反驳。可谓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


 

当然,纯粹是义理上讲,我们不知道谁是谁非,因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谁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场骂战来看,天主教显然是咄咄逼人。佛教最后也只好接招应战。


 

但比较天主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来看,显然佛教要成功了很多。此处的截流和尚,即成为净土宗十祖。有颂曰: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
  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俦。
  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
  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忆佛念佛求。


 

而天主教在康熙以及之后的禁教政策之下,不仅没有能力与佛教展开竞争,相反只能沦为地下教派。在默默行教两百年后,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再次流布中国。而此时,非彼时。老百姓的民族感情骤生。而天主教以及外国传教士、公使等缠在一起,有些纯粹宗教问题,也变得不是宗教问题了。是故,后来的天主教实际上与中国老百姓之间仍然隔了一道墙。


 

这道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因此,这种骂战中,截流和尚虽然没有再反驳,但结果是佛教赢了,天主教输了。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教育




我国教育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以集体利益为重,而以个体利益为轻,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的思想或主张。因此,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紧密相连。我们从小就被老师告诫不要自私自利,要大公无私,要舍己为人。课本里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例子。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从学生一进校园时就开始灌输到学生的脑中。并且时刻强调个人主义就是坏的,是不对的,会受到批评;而集体主义就是好的,是对的,会受到表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长大以后都自觉的奉行集体主义,亦即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乐于助人等等。这种教育的预期是想通过集体主义教育来塑造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品德,从而为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奠定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教育目的与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它是想把个体塑造成一个好人,而不是坏人。但实际上我们明显地看到这种教育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切实际,而且过分乐观。这与中国人一贯的实用功利思想背道而驰,也与中国人积极入世的性格不符。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表现就是过分相信人的善,相信教育的作用,相信集体主义。

人性的善应该说是这种教育的前提基础,它相信人性里的善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增强,从而能战胜人性里的恶。实际上,人性中的恶不会因为教育而被消除掉的,只是因为教育而暂时隐藏起来。教育不是要消除人性中的恶,相反只是引导人主动选择善。更不是千方百计去压抑人内心里的恶。这种教育通过把人性的善当成美好的,把恶当成丑恶的,而让人丝毫没有机会去正视内心中本来就存在的恶,而只能采取片面的遏制,而一旦有了恶念或恶的行为便感到极大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这实际上就会造成了不正常的心理。为了掩盖自己的恶,人们又不得不靠虚假的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在这张面具背后偷偷的干起自己本性的事。

由此可见,这种教育似乎是在改变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而极力以集体主义重新塑造人的本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它注定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它越教育人要大公无私,人越是自私自利;它越教育人要舍己为人,人就越害人利己;它越教育人要以集体利益为重,人就越以个人利益为重。这是因为这种教育所造成的人性的歪曲:本来人性中有恶的倾向,却强制地被集体主义所取代、所压制。人性中合理地的个人利益的诉求也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于是在任何公众场合或者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他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某种集体主义以期得到某种外在的赞许,而在背后或私下里,那被压抑的个人欲望就被释放出来,于是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必然逻辑:因为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那么它只能给那些遵行集体主义的人以外在的公众(社会)的赞誉为回报,而不以个人获得利益为回报,因为这样就是个人主义。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伪君子和小人。一方面为了公众赞誉而虚伪行事,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为了不使二者产生冲突,只好戴着假面具私下地去满足个人利益了。

这是最常见的事实。然而现在的社会风气已大为改变。人们也不必担心在公众场合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受人批评,也不必戴着假面具而实际上从事着自私自利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教育达到了目的。相反,这种事实表明教育的失败。而且这样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个论断:即人越来越自私了,或者说,自私的人越来越多了。

或许有人立即反驳这个事实,而认为在每个时代都有自私自利的人,为什么偏说现在自私的人比以前更多呢?而且现在的人口比以前多,自私的人当然比以前多。但是,如果从自私的人口比率来说呢?当然这种只从外在的表面的角度去判定现代的人是不是越来越自私是不甚合理的。因为外在的东西都在变化,而且标准不一。我们要进行比较的是人的内在变化。

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变化。在现代人的心里还有多少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痕迹呢?每个人是否都在关注自己的利益呢?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冷漠无情……这类形容词出现的频率是否越来越高了呢?

但是人越来越自私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不发达阶段,人心单纯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完全说,人越来越自私就表明教育的失败。实际上,现在也不是有许多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例子吗?

如果以上的论断成立,那么更表明这种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应当改变了。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能再以几十年前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来运用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集体主义教育让人时刻觉得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时刻要为整个大局着想,而且其中还有某种为了集体利益献身的理想教育,具体一点就是共产主义。每个人都要为了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个人利益就不必在乎。共产主义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大同社会,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车开,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伟大的目标!可是,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时,个人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个人利益都不要,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那对于个人来说,是喜还是悲呢?这种以某种外在集体的共同目标掩盖人的个体性的做法实际上也不是科学和合理的。

试想一下,人有可能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斗吗?人有可能在别人都幸福为唯独自己不幸福的状况下还觉得自己幸福吗?或许有人会以肯定作答。那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

集体主义实现个人幸福的途径似乎总与现实有些出入。它主张先实现整体的全局的幸福之后再实现个体的幸福。这种逻辑是在个体之外抽象出一个虚幻的看不见的集体出来赋予其价值和意义。对于集体到底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清。集体是他人吗?是他人的总和吗?还是个体所在的群体?

疑问在于我为什么要先为了集体的幸福或利益而奋斗或牺牲个人的利益?既然自己已是群体中的一份子,实现群体的幸福、维护集体利益,也就是维护个人利益,那么为何不直接为个体幸福而奋斗,直接去维护个体的利益呢?

这是某种思想上所存在的冲突导致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坏的,不好的,是危害社会的,是道德不高尚的表现。这种思想或主观上的担忧或偏见或许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集体主义是想通过强调集体主义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幸福与和谐。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教育是想通过这种道德的内化达到外在的效果,好像个人主义只会导致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或害人利己,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可能,实际上个人主义会不会导致这么可怕的后果呢?如果从个人主义推导出来或许有不同的结论。如果每个人都被告知人性中的恶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的权力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为了维护和实现个体的幸福与利益就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维护好共同的外在环境,必须不损害他人利益,否则就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个体的幸福也就得不到保障。

人性自私的事实并不可怕地必然地推论出人会不择手段地作恶,相反,自私的人为了个体个人利益有可能维护好公共利益,通过积极引导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自私的人必然意识到哪些事对自己利益有害而必然不去做。

但是这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外部环境或公共的东西到底是与个人利益有还是毫无关系?现在的情况是人人都认为公共财产都与自己毫无关系。既然是大家的,因而也有别人的一份,那么占有它便对自己有好处,毁坏它也没有关系;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公共财产也是自己的,损害了它也就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占有了它会造成别人同样的行为,从而也使自己受到损失。造成这种心里想法的原因是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或政府主导的社会,而非以市民为主导的社会。若表明所有公共设施均来自税收,且显明这些东西不是政府提供的无偿服务,而实际上是纳税人在使用自己的东西,那么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政府不是人民的父母,而是集中有限的资源为市民服务。政府的形象不应该是家长。

当然以上的论述会招致保守人士强烈的反对与批评。对于他们而言,维护思想上看不见的堡垒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思想上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了维护己见甚至可以大打出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为了自己所认为的善的观念就强迫别人也认同和接受,这难道不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作风吗?他们还以为自己多么高尚,多么无私!试想一下,如果连别人的思想自由都不给的话,那是多大的残忍与专制!

不能以主观上的善代替客观的善,也就是说,目的善只是出发点,效果善才是目的。目的善不一定导致良好的效果,效果善不一定都来自善的目的。只要达到良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固执那精神上一点可怜的己见呢?

或者有人认为目的善会导致效果善,集体主义也导致许多好处,如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等等。实际上,这是某种诠释的结果,为了证明自己理念的正确就不得不制造出这样的假象,不得不制造典型,不得不拼命宣传那种大公无私的英雄模范人物。试想,如果按集体主义人性论前提出发,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人物,何须这样大肆的宣传,何须制造典型?他们面临的事实是教育人要做好事而好人越来越少。

并不是好人越来越少,而是那种典型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人性永远是自私的,虽然它也有利他的倾向,但都是基于利己之上的,或以某种社会赞誉为期许,或以某种实际利益为期许。不可能有那种完全没有自己利益考虑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人只是重新被宣传制造出来的,是重塑的人,是宣传工具,而不是原本的人。

但我并不是一概否定集体主义教育,只是必须让受教育者明白,强调集体主义不是消灭个体,不是压制人性,不是将自私自利视作洪水猛兽,而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幸福。集体主义是方式,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与实现每个个体的利益。

当然社会的进步、体制的完备、公正公平司法体系的建立及公民素质的提高等等是实现个人利益与幸福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而强调个人主义往往有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烧杀抢掠等情况出现。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同样什么样的造就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对立并非如水火不相容。真正为了人民利益与幸福考虑和作为出发点,就应该利用二者之利而综合用之。

贫困生的爱情


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过《落泪是金》这本记录贫困大学生辛苦生活的书了。那时候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根本没有深刻体会。不料几年后,自己竟也成了贫困生。幸好自己上了名牌大学,各种费用基本上都被别人包了。

这种特殊的身份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尴尬。首先是自己觉得被别人包养了似的。所谓“不劳者不得食”,白拿别人的钱总有点过意不去。后来学校让我参加青年志愿者等组织的公益活动,总算对别人有所回报。其次则是有种寄人篱下的味道。所谓“吃人家的口短”。别人给你钱,你得老老实实听话,按他吩咐的去办事,不能有异议,更不能有非份之想。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不可以推己及人。

可是当你在大学校园里逛一逛立马就可以看出来,哪些是贫困生,哪些不是。贫困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大学校园立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穿得挺土的,长得也很一般,不太会打扮,说话还带着浓重的乡音,衣服里或许还带有泥土的味道。他们大部分来自边远或内地的贫苦山区农村。有的父母残疾、离异或卧病在床,如此等等。那贫穷两个字活生生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也就成了某种象征或标志。

记得有一次,我上大学一年级,来校本部办点事情,结果晚了回不去了,身上没有多少钱,没地方睡,只好在校园的长椅子睡了一晚上。幸好是夏天,不然不冻死才怪呢。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被保安发现,又忘了带学生证,就凭着我不标准的普通话,无论我怎么说,人家还是把我被当成民工赶出了校园。

出了校园,我就纳闷了。我长得象民工吗?真是太伤自尊心了。不过跑到公厕里一照镜子,我才发现自己还真的有点象:皮肤黝黑,头发蓬乱,面黄肌瘦,衣服破旧,而且没戴眼镜。去工地上一站,根本就没法把我和其他人分辨得开。其实这也毫无奇怪。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仔。12岁时就开始外出打工。在外面风风雨雨跟着弹棉花的师父走南闯北,吃千家饭,跑万里路。虽然后来上了学,周末和寒暑假依然要去打工。挑红砖,从脚手架一层一直挑上五层,汗流浃背,但还得咬紧牙关。

其实被当成民工倒无所谓。民工也是一个光荣的职业,起码是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汗水吃饭的。比起某些人来说,不知崇高了多少倍呢。关键是你不能歧视民工,更不能因为我象民工而歧视我。

歧视是一种鄙夷,一种偏见,一种排斥。它源于中国人固有的贫富等级观念,而认为没有钱的人就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村氓。士人或贵族是不能跟这些人在一起的。否则就不成体统了,乱了等级秩序,就有失体面了,这样甚至危害国家的伦理纲常。

对贫困生的偏见和歧视也和歧视民工一样普遍存在。不说那些体现在言语行为等外部的歧视行为,更体现在思想上。这种偏见之一就是认为贫苦生必须象贫困生的样子,意即不能象非贫困生。

这是何意?先举一例再做说明。某校著名BBS上曾贴出这样一个帖子:某个贫困生每天早上都喝牛奶,太不象话了。虽然该贴受到不少同学的鄙夷和批评。但有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际上正反映出某些人的普遍心态,即认为既然是贫困生就不能吃得太好,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必须俭朴,必须让人觉得就是贫困生。

这不只是关系到贫困生能不能喝牛奶的问题,这关系到为什么要把同样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划分为两个不同群体的问题。不同的群体就具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就应有不同的行为。一个群体内的人不能僭越自己的身份界限。这种想法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阶级意识和毫无羞耻的等级观念。

不仅是不能喝牛奶了。谈恋爱更是另一种奢侈了。不仅仅是因为囊中羞涩,而且还要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和压力。你是贫困生,你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谈恋爱呢?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要用优异的成绩报答资助人对你的殷切期望啊!既然你都有钱谈恋爱了,那么你就不再是贫困生,也不必再给你奖学金或助学金了。

听听,这是什么样的言论。

贫困生天生就是被人遗弃的人吗?不仅被人歧视,自己的行为还要受到别人的监视。为了那可怜巴巴的面包啊,你得失去了多少自由,多少宝贵的东西啊。为了那可怜巴巴的施舍,你得必须象只狗那样驯服听话,摇尾乞怜。你得每天只消费几块钱,不能吃肉,不能看电影、听歌剧,不能出去旅游,不能谈恋爱,不能穿时尚衣服,不能戴耳环、项链,不能染头发,不能骂人,不能喝酒,不能逃课,甚至也不可以考试不及格。

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家里很是贫穷,他上了大学自然也成了贫困生,只是他没有我那么幸运,他拿的奖学金没我多,时常向我求助。有一次他说,他女朋友生病了要我借点钱给他。我一听,这小子都有女朋友了,应该很有钱了吧,为什么还要向我借呢?我就对他说,你现在应该很有钱了吧,不然怎么会有女孩子看上你呢?这一问他反倒令他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他告诉我,其实他没钱,但他确实喜欢她,他拼命挣的钱就全花在她身上了,但常常入不敷出。

或许是我的固性思维才造成这样的误解吧。因为我确实知道没有钱就甭想谈恋爱。此话何讲?君不见自古至今,哪有几位穷人的爱情故事?对于穷人来说,浪漫就象神话故事一样,只可听而不可及。同样对于贫困生来说,爱情也只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品,是商店橱窗里漂亮昂贵的展示品,是要付出很多投入才有些许回报的行为。

“班上的女生有点高不可攀”,此话不假。那些城里的女孩心比天高,哪曾看得起乡下小生。家里没钱,父母又不是大官,跟他们谈恋爱岂不让别人笑话。而那些来自农村得女孩子一开始还挺朴素的,但过了一个暑假,全都由土鸡变凤凰了,眼光也高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贫困生确实没有足够的钱去谈恋爱。而同样作为年轻人,他们需要爱情,需要浪漫。

我的那位同学后来告诉我,他和女朋友分手了,原因自不待言,只是我不再好意思要他还钱。

那么,谁该为贫困生谈恋爱买单呢?

让我们停止那种古老而又落后的想法吧。贫困生有权力去爱,去被爱,有权力去享受,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那种以地主姿态或施舍人出现的场景应该早已终结了。社会和国家必须为贫困生享有与别人同样的自由和权力买单,必须保证贫困生的爱情不再成为一种奢侈品。

让我们想想这些贫困生为什么会成为贫困生的吧。他们无不因为各种原因而贫困,大部分因为家庭原因。试想一下,如果社会和政府能保证贫困生的家庭能够为贫困生的大学生活买单,那么就不会有贫困生了。而既然社会和政府不能够提供这样的保证,那么则必须为贫困生买单。

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要让国家保证你能提供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呢?这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吗?事实上,国家不是给农村许多照顾吗?确实如此,国家对农村投入不少,并逐年减少税收,但是农村的经济增长仍很缓慢,农民收入仍不高,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太过于悬殊。农民辛苦一年耕种的麦子换不到一台彩电。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也只买到一台比较好的摩托车,一本书的价格也就是劳动力一天的工资了。这种差距为什么会存在?合理吗?

这种不合理还在于乡村干部自己家里金壁辉煌,而老百姓却身居寒窑陋室。还在于有钱人千方百计的偷税漏税,私企老板拼命地克扣农民工的血汗钱。国家对这些不合理难道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吗?

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必须为最广泛的人民服务。不是为了维护某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它必须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负责,必须使用专政工具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当然也会有人说,现在大学里不是可以申请贷款吗?确实不假,鄙人也申请过,但贷款只管了学费和生活费,而且手续繁琐。虽然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无法根本消除贫困生的贫困和因此而受到的偏见与歧视。

这也是另一个事实,教育收费增长最快,而农民收入却日益缓慢。每年六七千元的学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生活费,一个农民家庭怎么能承担得起呢?国家也为教育投入了不少资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仍没有一点变化呢?
虽然我比较幸运,但有时还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曾一段时间买了馒头带到未名湖旁边小山上偷偷的吃掉,去食堂吃饭总先估摸着卡里还有多少钱。学校里的食堂总是越盖越豪华,便宜而好吃的菜却越来越少。更别提买电脑、手机了,也别想去考托福、GRE。生活总是这么残酷。贫穷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不幸与痛苦,然而它还要继续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充满了阴影。

贫困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可怕的是因为经济拮据以及因此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造成的精神贫困与心灵贫困。贫困生缺少更多机会与别人交流,参加培训,很少有机会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更容易造成思想上的封闭和精神上的问题,而这样就会进一步限制了他们个人能力发展,为其以后参加工作设立了障碍。心理问题不仅使这些贫困生难以摆脱各种精神障碍的困扰,甚至还会让其走上犯罪之途。

要解决贫困生的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为他们的恋爱买单,而且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贫困问题。让我们停止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与无情。让我们抛弃自己的事自己解决的推卸责任的做法。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社会充满了和谐之音那才可能是最美好的社会。

成见是首先要破除的主观障碍。不要认为给贫困生上学受益的仅仅是他们自己,而对我们没有好处,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的人实际上是一群可耻的小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忘记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利益。

制度的贫困是问题的关键。那些大款富婆们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他们的子女享尽荣华富贵。国家要运用制度让他们拿出部分的钱给社会最低层的人。不要以为这样不公平。试想一下,在这样的转型期,有多少富人不是靠投机取巧,靠人情关系,权钱交易等等而发家的。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

还需要完善慈善、公益组织。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乐于奉献,热心公益事业的良好风尚,逐渐扭转人们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心态。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如何真正解决贫困生的贫困问题需要大家认真的去思考。

杞人语录(9则)

1、瞬间死亡

昨晚,差不多今天凌晨的时候,在弄自己的论文,室友已经酣酣大睡,外面万籁俱寂。突然,有一股念头从心里涌出: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吧。

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并不是一时无意识的冲动或感觉。而是真实的、主动的、真切的自我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清醒的“自我暗示”?也不知道这种暗示,会如此理性、如此光亮?

仿佛这是一种合理的建议,如同我饿了,我的大脑就会说“快去弄点吃的吧”。我很诧异,很惊慌。在我的思想世界中,“自杀”也成为合理建议菜单中的一个选项了?

或许是抑郁症的表现吧。后来,我自己分析,在抑郁症的人中,一些不合理的、非常态的思想就成为合理的、正常的。

徐梵澄的书,说如果人的死亡仅仅只是肉体或神经的停止运作,而意识还存在,该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就如此。

为什么我会有抑郁症?或许是我太过于悲观而已。对自己悲观、对社会悲观。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涌现。昨天看到刘涛的婚礼,花费400万。想想我们这些老百姓,房子都买不起。而那些高干子弟、贪官污吏、社会名流,哪个不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而对于我自己,真的感觉到人终究的消失所带来的空虚感,日益增强。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尼采的永恒轮回。因为我真的不相信自己会彻底消失,无影无踪。

这就是所谓的瞬间死亡,身体死亡,意识清醒。

2、公平与自由

人真正的不自由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如果一个社会真正的公平、公正,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真正平等,那么个体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

现在社会束缚个体的是那些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找工作时,人家有关系、有后门,你再有能力,再有本领,也无济于事;诉讼时,人家有权势、有金钱,你再有道理,再很无辜,仍然一败涂地;遇到不平时,人家高官厚禄、富商大贾,你再不满,再仗义,也只能装聋作哑;被人家欺负时,人家是国有、垄断,有警察保安,你再愤恨,再气愤,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社会,每个人活着都不舒坦,能自由吗?

而阻止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的正是那些享有特权者。他们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有多大能力,吃多少饭。”他们认为,他们有人关系、财富、权势,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所以他们该享受到如此特权。而那些没有能力者,该被打死、该被虐待。

实际上,他们占据了有力的社会条件,实际上剥夺了他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如果在真正公平、公正的条件下,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并与比别人强多少。现在他们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包括法律、教育、警察、军队等,稳固他们的地位与权势,以保证他们以及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方面通过拉拢政策,以讨好某一部分人加入他们的阵营,从而继续维系该群体的发展。

而广大的下层人民,实际上就是最倒霉的工蚁了。

这是个体自由最大的障碍。

那些大款、高干子弟、贪官可谓无拘无束,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我们,这些无权、无钱、无势之小民,则只能每每低头喟叹,望洋兴叹了。

对于自由之向往,是每个人之必然;而我却不希望步入他们这个阵营。因为我不希望我也成为那种洋洋得意、蔑视下层百姓、践踏别人自由之人。

是故,欲实现真正之自由,非要推进社会公平、公正;而欲推进公平、公正,则需打到这些特权阶级。一方面要让所有个体在获得教育、信息、工作、职位、机会等各个方面一律平等;另一方面要征收遗产税与约束官员行为,并将税收多用于支持下层人民。如此方可实现社会之公平,方能真正自由。

上次我去买火车票,要改签,车站不给。他们说这是规定。我投诉无门。只好先退票,再买票。不到一分钟,车站就赚了我80多块。而我们工人每天的工资也只有50多。当然,我感到不舒服、不自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返回宿舍后,若有所思,便有此文。

3、合法性

历史的观之,政治之合法性来源有二:其一所谓“家天下”,即封建帝制的“自上而下”,其二所谓“民主选举”,即主流国家所行的“自下而上”选举制。

在宣统帝宣诏退位之前,中国的政治、官府之合法性来源于皇帝。皇权至上,所有臣子、百姓,无不俯首称臣,三跪九拜。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官员一律对上负责,小官对大官负责,大官对皇上负责。管好百姓,收好租子,即可安定过日子。结果造成的是,一帮百姓养活着另一大帮无所事事之人,即寄生阶层是也。他们之所以能够寄生,完全在于他们掌握政治权力,或者财富资本。而这种情况往往造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横行霸道。而下层百姓往往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清官的身上。

知识分子也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爬进这个利益集团,而唯他们马首是瞻。并且为了维护这个制度,而绞尽脑汁。最后的情况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劳不可破。即所谓学者所言,超稳定结构。然来,封建制度之牢固在于它时刻保证了一部分人通过某种制度,能够向上层流动。换言之,它基本上还给于下层人以某种希望。就像一种游戏,它虽然以剥夺所有人的财富为目的,但同时又允许一部分人加入其中。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了分那一杯羹,而抢破头。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游戏和不合理,适不适当。

所以,在中国这个土壤之上,根本就没有生出民主的种子,也不会长出枝叶,且能开花结果。在以前的《地方志》中虽然也有“选举志”,可实际上与西方的民主选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说说如今的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成为官员的,连普通百姓都不清楚。恐怕只有第一把手知道。国家主席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全国人民是不知道的。而他们怎么就成为百姓的父母官的呢?百姓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父母”?咱们不知道。

这实际上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换言之,官员或政府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从上,还是从下?还是凭空产生的?

当然,目前是有人大代表的。可这代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还真不好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西方民主选择制度有其缺陷,但从道理上讲确实合乎理性的。因为它确实是按照权力自下而上这个逻辑结果进行的,因此也让其管治有了合法性。

中国人的思维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那就是合法性的继承性。即认为上一代取得了权力或财富或地位,那么下一代或指定的某些人,就自然而然继承了这些权力或财富或地位。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封建时期“家天下”的余续。也是宗族制思想的余孽。

而这种想法,实际上就造成下一代人之间的不公平与不公正。久而久之,就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与不和谐。因为,它阻挡了社会人才的正常流动。当下一代人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权力或财富或地位时,实际上就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力或财富或地位,及其获得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中,以血缘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关系网,主张所谓爱有差等,就是这种坏思想的源头。所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根本就没有人思考,应该建立一个合理而公正的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在既有的条件下,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所谓“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在解决这个合法性问题。从另一个层面看,统治者必然要通过某些途径将社会精英拉进自己的集团,以成为利益相关者,或者分一杯羹。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统治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些精英不再满足所分得的这些利益,或者已经觉醒,或者倒戈之时,统治者的统治必然会岌岌可危。

因此,在中国往往发生改朝换代,即使民国代替大清,新中国代替民国,仍然保留了这个特征。而不像西方国家,他们是政党下台了,国家还在。而我们的情况往往是,皇帝下台了,国家也完蛋了。

夜深人静,不能寐。遥想民间疾苦,往往辗转反侧。就其根本,还是制度、思想上的问题。愿与有志者共勉。

4、台湾选举对于我们的意义

如果一个政党没有管治能力,它应该心平气和的下台,而让另一个政党上台。这样既不会破坏安定,也不会带来混乱。虽然会亡党,但不会亡国。如果非要恋着权力不放,往往会带来种种冲突。比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往往不是某些人不想下台,而是那些利益集团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的选举,往往带来战火或暴力,无非都是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已。

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家天下,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哪管别人死活?如此,则造成种种不公平、不公正。

请读者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也想家天下?如果不是,则大有希望了。

有理性思考的人,都会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5、想家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我最想念家乡,想念母亲,想念热腾腾的饭菜,想念红通通的火炉。

可我身不由己在外游荡了将近9年。留在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最近两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去年在香港,今年将在深圳。

人总有无可奈何之时。网上流行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是,没那么简单。

每次回家的旅途总是充满惊险、疲惫和永不休止的拥挤。这个社会真是太残忍,穷人就是富人的陪葬品。

前不久看到新闻,安徽芜湖的女大学生被挤死的事情,让我内心一阵阵酸痛。家属还对媒体说,对铁路部门的善后工作感到满意。可是,钱真的买得起人的尊严、人民的权利吗?能够掩盖国家垄断企业的无耻、能够麻痹善良老百姓的良知吗?在这个穷人如同草芥的世界中,每个人只有穷尽毕生力量,才能生存下去。而所谓的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已经被可怜的生存问题抛诸脑后。可怜的国人啊。

这种愤青的想法,其实真的很可笑。“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有什么用?

看看网上说的,黄牛党如何倒卖火车票的?售票员是多么没素质的?可是没办法。你能造反吗?你能对抗国家机器吗?你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自认倒霉,只能疲于奔命,只能自叹弗如。

人不能选择。

虽然我爱我的母亲,思念我的家乡,可我无法回家。在想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还有众多人和我一样一起飘零在外,自然我也不再孤独。“吾道不孤也”。

刚看到表妹的日志,若有所思,即有此文。

6、愤青,太愤青

在这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过于同情心往往没有用的。没有人理睬你,也没有同情你。原来,尼采说的很对,上帝已死。

在茫茫众生只顾自己的生存与荣华富贵之时,谁还会思考这个世界之上、这个假象之外的问题?在物欲缠绕的今天,谁还会仰望深邃的夜空,思考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

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做个顺民,习惯了不平等与不公平,习惯了压抑和愤懑。

然而,从普罗大众的角度去看,所谓公平、自由等等,均是水中花、镜中月;均是拉着虎皮做大旗。小民只要安安心心过日子,平平安安度春秋。有饭吃,有钱花,就OK了。少惹麻烦,更不能惹官府的麻烦。能保平安就好。

有段很经典的话: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但愿与有志者共勉。

7、看啊,这个人!

Ecce, Homo!

审判和杀死耶稣的彼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挑起纷争,是要人们妻离子散。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异类,或者疯子。

谁都知道,一个思想和举止不合群的人,往往会带来骚动和不安,会对本来的意义和秩序带来威胁。一个活在不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的人,往往就是如同万绿之中的一点红,如同浩瀚星空中最明亮的星星。

然而,这种人只有一种结果:被众人杀死。

是嫉妒,还是愤怒?

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狂狷狡黠。有黄花白发相牵挽之洒脱,有戴月荷锄归之清幽,有马裘换酒之豪情,有“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之凛然,有我自横刀向天笑之大义,有人生自古谁无死之明志。

有些人注定不是活在当下。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

是做“这个人”,还是众人之一个?

此即To be or not to be,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不可不察。

8、十个海子

1989年3月,距离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还有12天,他写了一首诗,叫《春天,十个海子》。

诗中说: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了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喜悦,没有了“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豪情,没有了“亚洲铜”的壮烈,没有了“麦子、大地和村庄里四姐妹”的浪漫与质朴。

内心里充满的只是忧虑、不解、悲伤与憧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随后过了3个月,即发生了XXX事件。众所周知,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知识分子自此低下他固执而清高的头颅,不再过问权力、意识形态与国事。

海子仿佛就是夜空东方的启明星,一枚冉冉升起随即消失的信号弹。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不再承担任何道义与使命。在道路以目、莫谈国事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要么随波逐流、麻木不仁,要么随声附和、甘做人奴。

这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昭示。海子以其死亡作为一个崭新开始的标志。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时间在未来。

海子的家离我的故乡不远。在家乡话中,海子即是螃蟹,一种无拘无束、横着走路的“横行介士”。小时候,我常常去小溪里抓螃蟹,搬开石头,就看见小螃蟹夺路而逃,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把它逮个正着。

作为诗人,知识分子,海子有着天生的洒脱与担当。无拘无束,敢爱敢恨,是诗人的宿命与天性。

那么,是谁杀死了海子?

是山海关上的火车吗?还是他自己?

每当我想起“十个海子,全部复活”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在这个时代,个体并不属于他自己;他被一股力量给扭曲、变形、重塑;个体无法选择,他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控着。我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自己是自我的牢笼。

在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所遗留的种种余孽中,在现代性的种种摧残下,个体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当下的生存不过为了填补存在链条上的一环。

每个人都在积极思考,如何出人头地,如何光宗耀祖,如何积累财富,如何改善生活。这是对的,但不仅仅如此。

在茫茫物欲大海上漂泊的人们,当看到彼岸上的灯塔,以及靓丽的风景。

人活着,不仅仅为了装点这个世界、成就别人的风景;也要思考,如何超越自我、逃脱宿命。

9、平生三恨

最近翻了一下顾颉刚《自述》,里面提及,其在十二岁时,就有三恨:“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想想就觉得不简单。我自忖,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大的志气呢?原来,人家是个书香世家,父母、亲戚、朋友,大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想想我的出身。听说我爷爷只是一个保长,算是一介武夫。父亲小时候应该读过书,但是因为爷爷生病而中止。而不见得有什么学问,倒是迂腐得很。在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光讲道理是没用的。孔子的圣贤书再好,也比不过强人的拳头和阴险的心计。

家势的没落似乎是必然的。风雨飘摇,三天吵嘴,两天打架。这种环境中,我的愿望不过是希望家里早点富裕起来,以免别人的欺负。希望能够扬眉吐气,在小山村中有个立足之地。

我常想,井底之蛙常常有其必然性的。环境常常觉得了一个人未来的性格取向。当然,我也知道,人也会变的。

上了初中,恨不能立即考上高中;

上了高中,恨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哪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上了大学,就希望能上研究生;上了研究生,就希望能找到好工作。

我想,现代人大部分就这样为了现实问题,而再没有了顾颉刚的“平生三恨”。而且,你恨了也没用啊。你能实现吗?你说恨不能杀尽天下所有贪官。这个现实吗?你说,恨不能报效祖国、为民请命。可能吗?

小学时,有课文讲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现在想起了就觉得好笑。当一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他会立志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然而,当一个人衣食无忧、大腹便便的时候,他会不会如此立志呢?

实际上,几乎没有的。中国人向来是最自私而虚伪的,说起来冠冕堂皇、皇皇大论。可其目的无不都带有私心、私利。无论是读书报国等等,谁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一个团体,或者为了子孙的利益?哪有为了百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人?

更何况,百姓、国家、民族又是什么?

你只要想想那些太子党,那些名人之后,那些利益集团,你就知道,他们先人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他们先人的努力,哪有今天的锦衣玉食、香车美女、养尊处优?同时,没有他们先人冠冕堂皇的“立志”、“恨不能”,哪有今天的荣华富贵?

所以,作为一个最真实的人,我承认自己没有什么大志。我的志气很小,也很低,但我不觉得可耻。因为我不觉得大志的人,是怎么高尚和令人尊崇。

末了,想起了三国里的曹操,人家说他“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良臣。”他自己是想做点事,人家不让,环境不让,最后也只能如此了。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吧。那些为先人天花乱坠的人,恐怕一方面有违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则肯定另有目的。

2007年12月18日星期二

无聊斋志异(六则)

1、关于死亡

人越长大,听到死亡的事情就越多。一开始,很触动。后来,开始麻木。仿佛死亡离自己很远。

可我常常设想自己在那种处境:诸如下一刻就要死亡,自己该如何面对。

就像死刑犯,该如何面对自己所知道的死亡。

哪一种死亡更可怕:自己所预知的死亡,还是未知的死亡?

对于我来说,自己所预知的死亡更可怕。因为,这种死亡是自己所知道的,是需要在那一刻进行的。而未知的死亡,就像是偶然的事件,也有可能不会发生。而自己所预知的死亡,一定会发生。

死亡的可怕就在于自己知道死了之后,自己就不存在,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所以,我对于那些自杀者常常予以极大的尊敬。

起码他们是真的、敢于面对死亡的勇士。

最近,科大葛同学、人大余教授都选择了自杀。

他们都有自己莫大的理由,以至于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常想,这会是什么理由呢?难道仅仅是活着的尊严吗?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

我非常赞同。

我认为,人类的所有事业以及其他“伟大”行为都是为了“对抗”死亡。

人总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把自己留在时间中,以证明自己曾经的存在,以对抗死亡及其所带来的黑暗。

死亡吞噬存在,却给人以存在感。

人有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存在。或许,自杀是一种方式。

2、一个人的梦想:

在蓝色的天际,自由的翱翔;

像勇猛的鹰隼,有双坚强有力的翅膀;

不再畏惧世俗纠缠,流言蜚语,飞短流长;

不再患得患失,勾心斗角;

或者,有一天能够自由的主宰自己

自由的支配自己

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充满世界

可以大声的笑、大声哭、大声骂人

不满的时候,可以反抗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活得自由、有尊严、有正义的世界。

3、出卖自己

总是感觉自己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把自己出卖了。

从那个“自己”开始,我就已经不是我自己;我需要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交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早已存在的人群。

在我未出生之前,我不知道我要来到何处、要来到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自己的到来是喜,还是悲,更不知道业已存在的这群人会怎样“塑造”我这个“赤裸裸”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通过文化、习俗、教育、媒体、社会引导等方式将我“打扮”成他们喜欢的模样:按照他们的方式说话、做事、思考,按照他们的方式将自己变成他们的奴隶,为了他们而出卖自己。

我成为了这个庞大人群的一份子。如果没有那个机遇,我可能就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的一员,为了10%的GDP增长率而贡献自己的血汗。在我每领一份工资、每购买一次生活用品、每次乘车、每次打电话等之时,我就为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最后就成为公务员工资、百万富翁的资产的最终来源。

有些人注定要成为工蜂,或者工蚁。这是他们的命运。

我打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不是掌握上帝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谁都知道,这块土地属于我们,这块天空也属于我们,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为了那可怜的面包,为了得到他们吝啬的施舍,而出卖了自己。

谁能告诉我,他的“自己”是什么?

有哲学家说,人是“自我”的奴隶。实际上,“自我”并不是自己的“自我”,而是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共同塑造的“自我”。而这些往往就是“他者”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形构起来的。

人实际上就是“他人”的奴隶。

每当我想我自己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如“他们”那样所谓的“奋斗”、“努力”时,我都感到莫名的悲哀。

人这一辈子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谁,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

当我明白了这一切,可我依然无法反抗。

大部分人只会安然,只会遵从,只会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谁去思考,该如何建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合理的制度?谁去思考,让自我真正得以释放,而不是让大部分人注定一出生就出卖自己,成为另一部分人的“奴隶”或“财产”。

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都很坦然。连知识分子也依然得意忘然。

谁会有超越时空的思想,谁会有人之上的智慧,谁能真正洞察这个世界的“恶”,谁能真正同情像我这样的“迷途者”?

4、三鬼

鬼话:如今媒体上所说的话,全是假话、空话、套话、体面话、无聊话、白痴话,但均是“重要”。强奸民意,不若如此。每时每刻在此情景之下,全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洗脑。可大部分人竟全然不知。竞相说起了“鬼话”。可悲乎!

鬼人:在如此分裂的现代境遇中,全被金钱包围,生也为了钱,死了为了钱。人们为了有限的资源,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眼光向下,锱铢必较,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然全心向着金钱,如同万蛆向矢。“莫问国事”。我辈只是“单向度的人”。也就是“鬼人”。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如同《聊斋》中的“无头鬼。”

鬼村:农村的攀比浮夸虚荣之风,自古有之。如今,愈演愈烈,竞相盖起华丽小楼。然农村人不断流向城市,渐渐人去楼空。但为了炫耀财富地位荣誉,仍不断有高楼拔地而起。“农民一去不复返,此地空留小洋楼。”到最后,只能留给鬼和可笑的“面子”住了。

此所谓“三鬼”也。所谓,鬼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鬼者,归也。无奈在如此世界,阴阳失调、人心不古、政治险恶、社会压抑。人之灵魂早期出窍不归矣。吾辈饱肚圣贤之书,却无奈独自扪心自喟。先忧后乐,茅棚秋漏,不若一脱成名、一举留史。

千古幽情,全在一梦;三鬼纠缠,憔悴仓惶;敢问来者,何时警醒?

5、五马分尸

细想现代社会,虽是晚清以降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者,却未必是我心中的理想之世界。是否越现代、越科学、越进步,人就越幸福、越开心、越快乐?

如许多研究近代中国学者所谓,没有西方列强的进入,中国可能会一直停滞在“中世纪”。尤其是中 共,力主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民族的自强、以至于与西方列国分庭抗礼。

然而,西方的社会发展必然是我们的样板吗?我们为什么必须砍掉我们的头颅,然后嫁接上一个洋人的首级?

是否世界的发展必定朝着一个方向?

可我早已讨厌这样的社会:无数小鬼,将我的灵魂和肉体,在那里煎熬、捣碎、蒸煮、割裂、凌迟、腰斩。

所谓五马者,即五魔、五鬼、五妖、五怪者也。

其一谓“死亡”。现代人因精神空壳,而无法坦然面对死亡。在缺乏宗教等精神慰藉之下,死亡就成为毒药一般浸淫人心。由死亡所带来的存在空虚感,早就着现代人精神的流浪和无根。活着在此世,即意味着向死亡摆渡。现代人终于明白死亡是人的最终目的。因此,种种荒谬不稽之行为由此而生,诸如各种恶性犯罪、各种违法道德伦常之行为等等。死亡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空虚”的恐惧。

其二谓“疾病”。现代人因为满足一己食欲,无所不食;又因为满足口腹之欢,各种工业食物尽入口中。又因工作繁忙、压力骤增、缺乏交流与释放之机会,各种疾病由此而生。其中肉体之疾病,癌症为大者;精神之疾病,心理疾病为大者。而为了保生、养生以及为了容颜常驻,各种手段尽出,无所不用其极。人之胎盘、猴之大脑、虎羊豹牛之鞭者,尽入人之腹。疾病之威胁,犹如定时炸弹。现代人为了对抗疾病,只能依靠医学。现代人之疾病,往往因为环境之破坏、人伦之倒置而成。疾病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缺陷”的恐惧。

其三谓“无序”。现代人为了追求个性、标榜自由、宣扬独立,不得不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诸如脱衣服、滥交、造假新闻等等。在缺乏传统道德约束之时,各种狭隘的个人主义横行。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国族之关心与认同,纯粹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随心所欲。这种看似“个性”与“自由”之行为,实则是危害公共安全、秩序与道德之毒瘤。在传统宗族、家庭血缘关系瓦解之时,传统中的秩序社会亦土崩瓦解。然而,各路专家矻矻于论证社会治理之要法,所谓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难道不是对现代社会“无序”之“剜肉补疮”?无序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恶”的恐惧。

其四谓“金钱”。现代人惟钱为目的,仿佛从出生到死亡,均为了金钱。而现代社会,亦以此塑造出金钱万能主义者。权、钱、名、色、利者,互为表里。钱者,万物之主宰也。孔方兄者,如今之皇上也。为了金钱,各种恶性不举自现。而现代社会,统贯人之一生者,即以金钱为航标。教育者,即为金钱之投资也。在现代社会,没有金钱即没有生命。没有工作,即没有呼吸。谁还能“一蓑风雨任平生?”谁还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还能“一瓢饮,一箪食?”

其五谓“意识形态”。现代人标榜民主,却不知所谓民主不过比帝制更改了一个名称而已。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大部分现代人充当了意识形态的“木偶”而已。看似民主社会,实则是无法认清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以为自己所想,就是自己的想法。意识形态给现代人从小到老所灌输的,不过是看似理性的思维习惯。因此,意识形态如同无形中的“上帝”,控制了所有人的大脑;又如特洛伊木马病毒,无法清除。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犹如五十步笑百步。那些政客,如同肥壮的巨大寄生虫。通过文公武宣,控制选民。现代人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提线木偶。

前三鬼,业已从本体论、美学、伦理上破坏现代人的真、美、善。后二鬼,则力将现代人置于控制之牢笼。

此五鬼者,一如五马分尸,将现代人分成鲜血淋漓之碎块也。可不惧乎?

6、四蛊

蛊者,音古,毒虫也,奇毒无比,古人常用之消灭异己,所到之处,往往尸骨无存。故民间常谈蛊色变。

今之蛊者,有四:

其一曰“税收”。税收猛于虎也。更可恨的是,吾辈纳税人,竟不知自己所贡献者,用于何处?有何收效?相反,拿吾辈税收者,竟充作一己或一群私囊。不得已,拿出些微以反哺民众,尽似施舍、开恩!殊不知这些财政、税收,无不出于吾辈贱民。所谓本末倒置、忘恩负义、得意洋洋者是也。无奈人家拿着枪或国家威权,还有什么办法?

其二曰“城管”。所谓城管者,即土匪也。以维护城市为噱头,无恶而不作。可怜四处谋生之游贾走贩,赖以生计之商品全被抢去。《卖炭翁》中所谓“半丈红绫充碳值”是也。可人家还总算给点东西,现在的城管不仅抢东西,还打人!孙志刚就被打死。城管之外,联防队员亦此类毒虫。警察,亦是此类。

其三曰“官员”。脑满肠肥者,盘剥民脂民膏者,当属此类人也。倚仗手中权柄,倚仗枪支弹药,视百姓如同草芥,对上欺瞒,对下恫吓,不学无术,糜烂不堪,作威作福。管家意识、家长意识浓厚,万民仿佛家奴。官商勾结,无恶不作,霸占土地,抢夺利益。谎话连篇,脸皮奇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其四曰“垄断”。垄断企业,诸如电信、电网、交通等等,垄断经营,独断专行,私定价格,无视百姓死活。投诉无门,垄断有理。百姓生活成本增加,实则这些垄断所为。然国家、政府者,莫不是最大垄断企业也。

此四蛊者,横行天下,一日不除,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天地难以清宁休乐!勖哉!同道君子!

2007年11月27日星期二

杨光先与汤若望

1

最近在写杨光先!这个人有点像今天那些靠某种伎俩一举成名的人,诸如芙蓉姐姐、木子美、周老虎等等。可是,这个人却要比后者勇敢、可敬!

为了反对陈启新,老杨同志抬着棺材到正阳门,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之样。那个陈启新,原来也是靠一“疏”成名的。当时是崇祯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反贼蠢蠢欲动,大明江山摇摇欲坠。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候,崇祯帝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陈启新刚好这个时候向崇祯帝献上三条计策。帝大喜,立即重用。

老杨同志不高兴了。他说这个陈启新,是个妖祟。竟然要“罢制科”,即要罢去科举。老杨同志认为,儒学是家国之根本。陈的举动根本就是灭绝人性,当诛。

当时的总理是温体仁。对于一介布衣的老杨,也是不理不问。就像现在的上访,普通的老百姓即是有再大怨情,上面的人也不会过问的。因为你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老杨同志最大的个性就是性格刚烈、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结果连温体仁也一起告。

可怜的老杨同志,最后以干涉朝政,被当场廷杖。还和妻子被流放到辽东。据说,当时围观者成千上万。可以想象,经过这么一闹啊,咱们的老杨同志出名的。有人就称他为“讼棍”。

这个绰号有点贬义。可是,姑且不论老杨同志的目的,但就老杨同志的精神来说,值得尊敬。后来,陈启新被降职,据说回家途径自己投进黄河自杀。温体仁也被崇祯帝骂了一下。

崇祯帝又要人才了。有人就推荐老杨。崇祯一听老杨就想起抬棺材之举,立即想试用一下此人。如是让人带着“大将军”的印,派人去辽东请老杨。

可当人到辽东时,李自成已经攻进紫禁城。崇祯投缳煤山。老杨的目的最终还没达成。

我不知道老杨到底是想什么?想当官吗?还是仅仅为了反贪官?据其所说,他父母知道他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就没让他上学。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适宜当官啊。那他这样做肯定不是为了当官,可能和今天的人一样,仅仅为了出名而已。

进入清朝。老杨同志再次发威起来。1664年,老杨向鳌拜等四位大臣左右朝政的康熙朝上疏。这次是反对天主教。这下可好,不仅死了好几位天主教官员,而且传教士也被关起来了。

老杨同志本来就不懂历法,偏偏要与洋人比。凭着他所懂的那几点羲和历法,根本无法与洋人比嘛!那时欧洲的历法不知道高出中国多少倍,连经纬度、日月食时刻都算得很精确。而老杨就凭着不怕死的精神,与洋人一比高低。结果可想而知,老杨大败。

实际上,老杨在扳倒洋人钦天监之后,并不打算要担任监正。他仅仅为了出名,并不是为了官职。他是典型的反对派,而不是建制派。(拿香港的政治术语来说的话)做了监正之后,出了几次主意,都没成功。

老杨想恢复三代之时的羲和历法。那都是几千年之前的老古董了。不是明摆着要输吗。

最后没辙。老杨被刚刚整掉鳌拜的康熙帝罢免回家。还没回到安徽,就在山东德州,就死掉了。

有人说是洋人害死的。有人说是得报应病死的。

反正就这么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样的举动而被载入史册,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因为咱们老杨,一不帅,二无才,三无银子,四无女色。就靠一腔热情,几行文字,就成了历史人物。

这还不算。到了近代,由于传教士挟条约在内地肆意传教,引起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兴起的时候,老杨同志就成为反帝爱国的第一人了。他的作品《不得已》就被顾大昌、柳诒征、钱绮等藏书大家一再抄录、购买与收藏。

想想也真有意思。老杨同志肯定也想不到,400年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他。把的家世、生平、著作,一一搞得很清楚。连那本不是很文雅的《不得已》也被研究、研究、再研究!

或许,以儒家正统自居的杨光先,正是以此方式实现了“不朽”吧。

与这个老乡相比,我真是自愧弗如啊。想必过几十年之后,就成为朽灰一堆,被风一吹,就没了。

2

咱们老乡杨光先之所以载入史册,就在于他扳倒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汤若望。这个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他的名字后面是von Bell表明是德国贵族。

虽然贵族成为耶稣会士,会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但那个时代,成为神父、修士,就像今天成为党员一样光荣。

还好汤若望来中国之后,很快就在满清朝廷中立足了脚跟。顺治帝与汤若望非常友善。康熙帝小的时候,还亲切的称呼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的意思。太后与汤若望的关系也很好,后来还救了他一命。

汤若望在钦天监里主持历局,在《时宪历》的封面上不小心写了“依西洋新法”。

这下可好了。杨光先认为此举表明汤若望想让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就是说,咱们大清按照人家西洋人的历法过日子。大清国的脸往哪儿搁啊?

汤若望可是当时的大红人,不仅仅身受三品俸禄,而且连他的父母、祖父母都受到封赏,而且皇帝还让他领了孩子做义子。真不简单!

想扳倒这样的人,何来容易。

偏偏这个时候,鳌拜干政,趁机以削弱康熙身边的力量。如是,1664年,汤若望等传教士被判入狱。

恰好这个时候,京城发生地震,太后以此认为不该拘捕汤若望。于是,汤若望等人遇赦出来了。而五位中国天主教徒却被处斩。

不久汤若望即去世,康熙赐地、派人致祭文。

虽然汤若望死了,但还有南怀仁。

老杨终究没彻底铲除天主教的势力,但成功扳倒了汤若望。其中到底是杨光先个人的本领,还是当时的政治情势所造成的,则很难予以断定。

想想看,从那么高的位子成为阶下囚,险些被处斩,汤若望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可谓是如戏剧一般。

汤若望是第二代来华传教士,对于某些方面并不如利玛窦那样小心翼翼,而是大胆的推销天主教,当时的中国信徒也因此无所顾忌,最终引起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感与攻击。

而且,虽然杨光先最终失败了。但实际上,到了康熙晚年,毫无犹豫的采取了禁教政策。乃子雍正亦然。

所以说,咱们老杨同志实际上最终还是赢了。

所谓世事难料啊。

2007年11月26日星期一

许倬云《万古江河》及其他



周五的时候,和友人一起去香港历史博物馆听了一场许倬云的讲座。他是研究历史与考古的,讲座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话题。主题是《古代中国文化核心地区的形成》,主要是从几个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形成,诸如东北的红山、山东的大汶口、东南的良渚、江汉的石家河、河南的庙里沟、二里头、山西的陶寺等等。许老先生讲,从一个文化中心到另一个文化中心,往往是突然而断裂的。为什么一个灿烂的文化突然消失,而紧接着出现另一个文化呢?这是留个听众思索的问题。尤其是当今人文学科远远不及理学、工学等学科时,如何继承、保留、发展自己的文化,确实是一个问题。许老先生提示说,假如1000年之后香港成为敦煌,该是什么样的情景?

最后,许老总结到“三个族群前后相承,而又接收前人文化遗产,所谓行夏之时,乘商之辂,不自闭,不固拒,更不排斥,还能继长增高。”

许老还对年轻大学生寄于很高期望。希望大学生不要与生活隔绝,不要只为了金钱而生活,要为了生活而生活,多看多听多想!Make difference!

To be frank,我对考古学不是很懂。但是,像许多人文学者一样,许老身上带有很多的人文关怀。他希望人文学者要有所为。只要1%的学者敢为,那就不辱这个时代对学者的期盼了。

当然,我似乎感觉到,许老的人文关怀是基于他的历史、考古研究之上的。那些王侯将相、英雄美人,都会灰飞烟灭。而只要普通的老百姓所创造的文化,却如万古江河一样永远长存。我们是该为这条大河,增添一点水滴,还是为烟灰增加一点浓度?

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思考,他的使命是什么?人的使命又是什么?

可我明白,从古至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他们无法超越自己。即是超越自己,也无法超越时代。他们所思考的、追求的,不过是自身的存在、意义或族群的存在、意义。他们能思考人之上的问题吗?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只不过盯着饭碗而为“稻梁谋”。他们有过思考良好的制度设计?普遍的公平、正义?彻底的自由、平等?等问题吗?没有。在中国文化这个枝干上,永远也结不出西方文明的果实。

这当然是对的。中国文化的枝干只能结出中国文化的果实。我们也不祈求它会结出西方文明的果实,诸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伦理、民主、自由等等。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业已将某些西方文明的果实移植到中国文化的枝干上。还美名其曰,“中国特色”。姑且不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不伦不类。而因水土不服所导致种种恶果,正在逐一实现。

这里是在批评欧洲中心,以及民主、人权至上论者!也在批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一戴起洋帽子,就忘了自己的出身。

多元主义应该是未来的趋向。多元主义需要宽容、共存!不是普遍主义的那种“非此即彼”,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不是借某某名义屠杀另一方,不是价值观至上。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在经历这么多的轮回之后,有没有最终的方案?中国朝代式的政治制度的终结者是什么?为了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许老著作等身,著作目录>>>

关于《万古江河》的介绍 >>> >>>






另参《鹤发童颜许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