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题记

2007年4月6日星期五

張星曜與天主教之合法性(1)


去年在網上就已經查到澳門中央圖書館藏有張星曜的《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以及《續編》。並已經與圖書館聯繫好要去檢閱。無奈時間緊迫,竟未成行。此次假中大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所組織的文化交流團赴澳門,利用一下午的時間匆匆一覽,雖未及詳細閱讀,但業已欣喜若狂。先是到達古色古香的何東圖書館,Cristina以及編目的工作人員熱情接待,Cristina並搬出20冊《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以及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出來,放在仿古的黑色書桌上。興匆匆但又小心翼翼的翻開一看,只是該書第25卷到50卷。但得以窺見全書概貌。此書是張星曜在康熙29年所編纂,其時年已58歲。其於1678年(即46歲)受洗入天主教。此書是張星曜受洗後編纂的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之前,即1689年左右其與洪濟合作撰有《辟妄辟條駁》。此書是專門從歷代通鑒、大儒文集以及天主教著作中,選取相關辟佛道之語句,分門別類,臚列而成,共50卷40冊,即“取佛老妄誕者辨之”。

在這25卷中,我們發現不少張星曜自己的按語以及其子張又齡(字度九)及其婿趙飛鵬(字扶九)的按語。可以想見,該書並非單靠張星曜一人的力量編纂而成。而對於我而言,特別想知道其編纂群體到底為何?因此對於前25卷非常希望能看到。於是我們就對工作人員說明。然而很不幸的是澳門中央圖書館因為6月份要辦一個展覽,該書前20冊已經拿到總館進行修復以便展覽用。但我們很不甘心如此與朝思暮想的“寶貝”擦肩而過,於是央求工作人員再聯繫一下,看能否去總館檢閱。

出乎意料的是該書前20冊仍在總館等待修復,於是我們可以去看。工作人員非常熱情的聯繫好陳潤明先生,讓我們過去就去找他。於是,出了何東圖書館,乘車去總館。一進去,說明情況,工作人員就搬出那一捆20冊書,心中真是那個高興啊。

但第一冊的封面損毀嚴重,不知是何原因。有些頁面字跡脫落,不知道是蟲蛀,還是其他原因。總之,有些字消失不見。第一冊非常重要,其中有序言、有凡例、有目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有介紹張星曜家庭背景的《家學源流》以及介紹編輯群體的《校訂及門姓氏》。本來已與圖書館聯繫時得知可以拍照,但不可以用閃光燈,但此時工作人員不允許,於是動筆抄吧。後來,終於抄完第一冊。但要想全部抄完50卷,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


該書在《書目答問箋疏•箋部舊稿》中有載,卷二《史部》雲,“康熙間仁和張星曜《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未刊。原稿舊藏豐順丁氏持靜齋。”又按獨山莫友芝(字子偲):《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雲,“《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國朝仁和張星曜撰。以袁氏《本末》,未有專紀崇信釋老,亂國亡家為篇者。乃雜引正史所載,附以稗官雜記及諸儒明辨之語,條分類列,以此為書。星曜字紫臣,成書自序在康熙庚午,尚未刊行。同治丁卯,丁禹生收其手稿。”根據上述兩點,可見該書原稿應該藏于丁日昌的持靜齋,但我所看到的《補後編》扉頁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並沒有丁氏藏書印。該書應該不是原稿,而是重抄稿。

另外,我們還非常高興的以為澳門中央圖書館竟然藏有《通鑒紀事本末補續編》。若有,則當是張星曜另外一部人所未知的著作,但後來編目的工作人員告知我們,原來是編目錯誤。並非有另外一部書,而是《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的另20冊的目錄而已。


其中“劉氏嘉業堂”為清末民初吳興三大藏書樓之一,其他的有張均衡的“六宜閣”、蔣汝藻的“密韻樓”等等。劉氏即為劉承幹(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別署求恕居士,乃父劉錦藻,曾編纂有《國朝續文獻通考》四百卷。其祖劉鏞(1826—1899)。其幼年出繼給叔父劉安瀾。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貢生,三十歲起,開始大批搜購古書。劉承幹藏書的總數,據統計,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部,十六萬冊,六十萬卷以上。其主要藏書有:一為宋元古本;二是抄校本;三是明刊本;四是方志。其主要出版的書錄有,一、《嘉業堂叢書》,共收書五十六種;二、《吳興叢書》,收書六十四種;三、《求恕齋叢書》三十種,四、《留余草堂叢書》十種五、《希古樓金石叢書》五種等等。


可以想見的是,該書之成應該由劉承幹抄自于丁日昌的原稿本,並輾轉由澳門中央圖書館收藏。原來澳門圖書館並藏有其他嘉業堂圖書,其中有非常重要的翁方綱的《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等。因為當劉承幹嘉業堂沒落時,不得已將藏書售與他人。據周子美所述,當時如宋本《四史》、《竇氏聯珠集》、《魏鶴山集》都歸至寶禮堂潘氏,明抄《明實錄》轉讓於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永樂大典》讓給了遼寧滿鐵圖書館,後歸北京圖書館等等。抗日時期,嘉業堂一大批書被秘密運往上海,其中的1200種明版和30多種稿本售于了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後被送往臺灣。當時另有400多種明刊本於1942年10月流入了張叔平(字振均。一字子羽,長沙人)之手。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叔平將所持明版轉售于浙江大學圖書館(後存入杭州大學圖書館,近年來杭州大學又併入浙江大學)。據《杭州大學善本書目》(1965年)載,其書目著錄多有“嘉業堂藏印”字樣。

何東圖書館所藏《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為1950年葡萄牙人鐘斯(Jose Maria Braga)售與所得。至於《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如何被何東圖書館所收藏,則不得而知。


該書為理解天主教徒的信仰、思想、生活背景等多有裨益,諸如其提到其早期曾“問道於禪”,即表明其曾經對佛教非常瞭解,更曾深入閱讀過佛經。正如其在一按語中曾用佛經來反駁僧人一樣。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此書雖然是天主教徒所編纂,但總體來說,該書是作者站在儒家正統尤其是朱子理學的角度來批判佛道的著作。並對明代心學有所批評。此種思想與清初的思潮相一致。

該書的最大特色是對佛道展開猛烈攻擊,從佛道教理到佛道禮儀,以及最普通的佛道生活習慣等等均展開批判。雖然其中大多是運用儒家來攻擊佛道,並站在維護傳統儒家正統的角度來批判佛道,但其中天主教的色彩依然可見。

對於張星曜而言,天主教就是真正儒家,而今儒已經非儒家,因此天主教攻擊佛道與儒家攻擊佛道相一致。那些受到佛道影響的今儒已非真正儒家,所以對於張星曜而言,天主教與真正儒家是等同的關係。其批判佛道即是天主教的要求,也是真正儒家的要求。因此可以說,對於張星曜而言,其大肆攻擊佛道並非出於信仰天主教的原因,而恰恰是因為維護儒家正統的目的。

該書共50卷,幾十萬字,殆非張星曜一人可為。而其編輯群體共60多人,不僅有杭州人,而且還有外地人,如宛平人;不僅有漢人,而且還有滿族人。可以張星曜當時交遊之廣泛。因此,該書是分工合作而成。明清之際,杭州佛教異常興盛。張星曜等人如此反對佛道,殆與佛道興盛有關。當然,若需要深入研究該書,則當另擇時間細讀方可。

另需要提及的是,筆者在國內看古籍時,往往受盡管理人員的折磨方可一睹古籍之真面目,而每拍一頁時則收幾十元的費用。而去何東圖書館看此本書,卻受到熱情、細心與周到的服務,而且一切免費,並可以免費拍照(當然要關閃光燈)。當初,劉承幹藏書時,即明其旨為“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以公開閱覽、嘉惠士林”,於今藏有嘉業堂稿本的澳門中央圖書館一以貫之,可不令人欣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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