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TA: I think, I am

人生三段论

2008-02-24T23:02:00.001+08:00

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谓人生之三境界，第一阶段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所谓孤冷独依、无处觅知音；第二阶级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即所谓心有灵犀、若有所归。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所谓大隐隐于市是也。

此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描述人生三阶段之语。第一阶段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此一阶段是人生开始之际，对待万事万物纯粹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心存理想与浪漫情怀。第二阶段则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历过童年、少年，人生转入愁苦阶段，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万事万物与人本无相关，但由于人心苦闷，所以看到一切仿佛都变了。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三阶段即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经历了一系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之后，终于明白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原来起于一心。若心里通透，万物均晶莹轻巧。若心里窒碍，则万物俱寂灭。在纷纷扰扰之后，终于看透世事、参透尘缘。再也没必要纠缠、再也不必要刻意。人生本空无，何必执意之。于是，放下妄念，自净其心。仿佛又回到了赤子之时，眼睛也明亮，耳朵亦慧聪。看到的山，还是山；而水，还是水。但这时的山与水，却与第一阶段不同。

我又想起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的对人生三阶段的著名论述。他说人生的第一阶段为"美学"阶段，即所谓对世间万物充满"真"的追求。人们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怀着善良的心，关注着每事每物。第二阶级为"伦理"阶段，即所谓对"善"的追求。人们开始对各种行为做出判断，并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至善，获得高尚的道德评价。同时，对恶亦有所察觉。然而，无论是对真，还是对善的追求，其结果是让人知道自身的有限，以及人的不足。因此，第三阶段则为"宗教"的阶段。宗教即是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追求。它是让人能够克服不足、缺陷的解毒剂。

齐克果后来更被奉为存在主义的祖师，其所谓不无道理。我时常想，人生的第一阶段往往是"感性"至上，因为这个阶段尚处懵懂无知，待人接物自然不假思索，更难以明了事物背后之深意。而对于长辈先哲之言，往往难以理解，故不接受。甚至还会离经叛道，无所不为。而第二阶段则为"理性"。因为在经历过种种事情之后，终于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并初涉世，对于世途险恶，略有所知。在这个阶段，智力、脑力也开始健全完备。因此，开始用理性的能力思考、行为、判断。并开始明辨是非，知道善恶美丑。很多人往往就至于这个阶段。而最高阶段则为"悟性"阶段。所谓"悟性"，也就是体验。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的直观。非是感性的"五官"，理性的"脑力"。体验与境界是一种超越。有个故事说，老和尚与小和尚过河，看见漂亮女子无法过去。老和尚不假思索背着漂亮女子过去。并且若无其事，一切如常。小和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河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何以能背女人过河？"老和尚答曰，"吾已经放下了，尔为何不能放下？"

人生之境界，实则需要慢慢修养得到。此正如程朱理学中所谓的"工夫"。然而，阳明心学与禅宗，却主张顿悟。仿佛只要此时明白，自然会见于行为。此种说法有点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的德性伦理。然而，我往往怀疑这种说法。知识与行为之间，总是差了一步。从"是"能推出"应该"吗？

然而，有人说，如果不能从"是"推出"应该"，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达到"是"。换言之，如果真正知道"是"，就会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譬如说，如果人真正明白救人的道理，就自然去救人。我很不同意。更不同意孟子所谓的"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意的人性论，往往夸大了人在善恶行为上的主动性。所以只要保存人性中的善的一面，所谓"善养浩然之气"，就可以行善。实际上，是这样吗？

后来，天主教传教士来了。更不同意这种看法。儒家所谓的"率性之谓道"，即将人性善当作所有伦理行为的基础。因此，儒家的修养论是主张保存与涵养。而实际上，这种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对于现实中的种种恶行来说显得苍白无力。传教士即主张"克性之谓道"，即要克除人性中的恶的一面，才有可能实现善的良知良能。

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在其著作《存在的勇气》中，亦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三段论"。其谓上古人对"本体"的存在充满忧虑，中世纪的人对"道德"上的存在充满焦虑，而现代人则对"精神"存在充满忧虑。所以古代人尤其是古代的哲学家很关注世界的来源，万事万物的构成。诸如水元素说、火元素说，以及四元素论等等。所以中世纪的人特别关注罪与恶。诸如各种道德说教、宗教教化等盛行。而现代人则对精神的空虚、无意义，甚为关注。

中西方对人生"三段论"的讨论，实际上有某种相似性。然而，康德认为人生的两大重要的事情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理律令"。此即仿佛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与"人极"。而康德注重宗教的"他律"，儒家则过分乐观人的"自律"。

在我看来，"他律"往往是一种"习惯"的力量。还需要转换成"自律"来施行。只不过，在"他律"的控制下，人往往失去了自我。但过于依赖自律，往往会对恶束手无力。所以，道德与宗教的力量需要结合在一起，方可大行其道。

而从某种角度看，宗教实际上就是道德，而道德就是宗教。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慢慢就变成了道德力量。直到现在，基督教在西方人的道德中的影响极大。而儒家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说教，但从董仲舒以后，慢慢就有了宗教的行为（尤其是仪式）。儒家士大夫很明白，仅仅依靠说教还是不够的，于是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如祭祖、敬天、祭孔等等，来强化道德内容。只不过在打到孔家店之后，儒家的影响不断式微。儒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或如道教、佛教那样，成为一种宗教保留下来；但儒家的某些道德内容，却依然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液中。

和尚之间的争讼

2008-02-15T18:32:00.001+08:00

别以为只有世俗人才会有争讼，那些看破红尘、身居方外的高僧大德有时亦不能免俗。近世佛教多有此事。近览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知天童密云圆悟、汉山法藏、木陈忞、继起弘储、费隐通容、牧云通门等之间的争讼，实则令人侧目。

费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但因木陈忞撰《天童塔铭》对其极不信任。而木陈忞对汉月法藏之弟子继起弘储十分痛恨。木陈忞还邀请钱谦益为《天童塔铭》作序，而钱谦益明言汉月之禅，为"世间三妖"（其中还有"西人之教"，即天主教）。其目的昭然若揭也。

实际上，费隐、木陈、汉月均是天童弟子，临济宗之重要传人。正因清初江浙佛教之盛，为争夺势力、名声，僧人之间派别森然。因继起将海盐金粟寺"密云弥布"之牌匾撤下，而换上自书之"亲闻室"，木陈忞大为恼火。牧云亦著《牧云五论》攻击继起。继起著《淑泉集》，木陈即著《新蒲绿》。

木陈曾于《百城集》杜撰一故事讥讽具德弘礼。看来，木陈对汉山一系多有不满。

然而，木陈在未入京晋见顺治之前，曾有黍离之思。其与忠义士大夫等，《荐严》有疏，《春葵》有风，不胜原庙之悲，极写煤山之痛。然而，一旦入新朝，则完全改变。木陈还将其入京经过，写成《北游集》以夸耀恩遇。甚且在天童寺建奎焕阁、平阳寺建奎焕楼。甬上董道权作诗讽刺，"文字传灯记北游，锄山拟筑御书楼，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人煤山花鸟愁。"木陈的弟子甚至因此拿刀追杀董道权。

木陈还撰《从周录序》将明比作商，而清作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佛教为了自身利益常常依附统治阶层。所谓"法无国不立。"但为了依附统治者，而背弃道义往往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玉琳通秀为最早受顺治帝召见的僧人之一，但其后嗣不足。雍正竟指派他人填入。后来，竟有僧人冒充"奉旨进京"。乾隆帝大为恼火，将其辈分贬了一级。清初僧团派别之争，使得雍正帝参与其中，可见其盛也。

陈垣在检索这段历史时，正值日寇入侵平津，当时不少汉奸渡海朝拜、得意洋洋。正如陈寅恪在序《明季滇黔佛教考》时所谓，陈垣此著大有深意。

然而，陈垣后来亦参与政治，某些方面仍然令人惋惜。

可见，人人均是俗物，为了利益，罔顾道义，僧人、吾人亦难免矣。

死生事大

2008-01-31T22:18:00.001+08:00

中国人向来最忌讳谈死。哪怕是先贤孔子，亦谓"未知生，焉知死？"仿佛死是一个神秘而令人色变的话题。中国人以及儒家的实用主义，往往把眼光放在此世和此岸。

因为，谈到死亡，往往会涉及到超越现实之上的层面。孔子不愿意谈论死亡，因为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家的主流是生在此世，就知谈此世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这个世界好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哪有时间去管另一个世界。人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遑论神、鬼的问题。

因此，儒家向来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或至少是中间路线，不知可否。孔子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后世的王充、朱熹等等都是无神论者。

对死亡以及彼岸的忽视，让佛道乘虚而入。佛教中的天堂地狱、轮回转世，道教中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而将彼世描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而且，借助着这种宗教性力量，佛道也逐渐和儒家抢夺地盘，即向上开始渗透到儒家学说中，向下即开始争夺民间教化。前者，明显表现在宋明理学；后者，诸如功过格、阴骘文等等。

虽然儒家不讲死亡以及彼岸，但儒家非常重视死亡。何谓哉？儒家将一个人的死亡当作是一个一生最好的注解。如果死得不好，可能会影响对此人一生的评价。有俗语谓，盖棺定论。即人死了之后，才可以对人做出评论。这就涉及到人们所重视的"节"，即所谓的"死节"。

这在易代之际表现得异常惨烈与震撼人心。当庄烈帝在北京煤山投缳时，当时死节者寥寥。史可法说，"先帝待臣以礼，御将以恩，一旦变出非常，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但也有不少忠臣赤子，追随崇祯帝而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儒刘宗周。但刘宗周在崇祯帝自杀时，并没有立即自杀。直到顺治二年才绝食而死。

在当时大部分士大夫的思想中，当社稷颠危之时，首先的选择就是速自决。正如陈子龙所谓：

上：伏欧刀，赴清流，速自引决；

次：南走闽越，西奔滇蜀；

下：客游下邳，结纳沧海；

历代儒家史官都在官修史书中，对那些死节的人大书特书。并根据不同情况，将死在不同境遇中的人进行分类。如《宋史》中将之分为三等。孙奇逢将之分为二类。

但正如黄宗羲所谓人臣"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优乐。"换言之，不必为了一个朝廷而死节，同样，亦不必为了所谓的尽忠而死节。这种观点可谓是明清以来最为启蒙之话语。

然而，统治者往往将国家等于王朝，将爱国等同于爱皇帝。实际上，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国家不等于王朝。

但在不少人那里，死节还是分内之事。究其原因，儒家里的尽忠报国思想虽然有很大影响。但我觉得好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明王朝养了他们，"养"与"被养"的关系，让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如此。另外一方面，好多人在那种危急的时刻，自杀还能落下殉国的美名。而抵抗或投降，不一定会获得好处，反落下二臣的恶名。

因此，人都是理性选择的。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之前，好多人是谨慎选择的。而影响儒家选择的，往往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也有名誉、气节等精神的利益。

不能说后者不是利益。

实际上，等清王朝稳定之后，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开始嘉奖那些为明王朝死节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回报吗？对于新王朝来说，奖掖死节的人即在表明重视儒家的三纲五常而已。换言之，新王朝也是要继续原先的统治技术，虽然统治者换了而已。

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好比现在的政党轮替，如果将两三百年当作一个政党统治时期来看的话。然而，要想一个政党下台是不容易的。不是可以用选票的，而是血腥的暴力。这是因为许多统治者并不愿意自动下台。谁也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拱手让人啊。

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情况也一样。中国人对利益的贪婪，让他们毫无公平、公正等概念。政治上没有民主等观念。在统治者看来，他们永远正确、伟大、光荣。即使是腐败透顶，也绝不会下台。因为他们的利益集团不允许，他们的子孙不允许，他们自己也不允许。

儒家对一个人死的注重，无法是对其所主张的统治制度的维护而已。死生问题，关乎一个人的名节，后世的评价。因此，死亡不仅仅是死亡，而是一种道德行为、宣告行为。

但我想越到近代，这种死节的人越少。清亡之时，死节的人更少。国民党下台，共产党上台，恐怕死节的人没有，但后来被整死的人不少。

（参考书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

普仁截流与天主教

2008-01-30T15:47:00.001+08:00

天主教对佛教的态度，起初有着戏剧性的变化。一开始，耶稣会士罗明坚奉行范礼安的适应策略，在广东之后就穿僧袍，并自称自己来自天竺，为番僧。当地居民信以为真，予以礼遇，并将其安置在佛寺中。后来，罗明坚以及利玛窦意识到，佛教一方面与天主教有着天壤之别，或者说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另外一方面，佛教僧侣在中国地位低下，且不允许公开传教。于是，利玛窦听从瞿太素的建议，改穿儒服。并彻底改变了对待佛教的态度。利玛窦在其著作中，大肆攻击佛教为魔所诱，并称佛教天堂地狱说是借用天主教的天堂地狱概念，并说佛教的轮回是抄袭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利玛窦还利用了早期佛道之争时的故事并加以改造，谓当时汉明帝遣人去西域求经，本应求天主教，结果到了半路，把佛教经典给拿回来了。而且，利玛窦还认为天主教与上古儒家是同一个道理，而佛教则不是。佛教与道教，以虚空为尚，以出家避世为名，而天主教则讲求实际、积极入世，因此，天主教才是符合儒家正统的宗教，而佛道则不是。

当时的儒家信徒，如徐光启、杨廷筠，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我总觉得，利玛窦刚入中国，不可能这么快就采取了补儒易佛这么高明且富有洞察力的策略。利玛窦的策略实际上是瓦解儒释道三教联盟，从而取而代之。并利用佛道与儒家之间业已存在的裂隙，大而广之，以挑起二者之争，以为天主教乘虚而入。

利玛窦、徐光启的策略或多或少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晚明社会动荡、国势颓危，不少士大夫反省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时，亦将矛头直接指向佛教。有人直接说，朱子道，陆子禅。因此，追求实心实行等实学成为大流趋势。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人批判佛道则是其一神论信仰使然。若从传教的角度考虑，批评佛教则是为了彰显自身的特点，并保持与佛道之间的距离，从而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尤其是能够吸引一些佞佛者的加入。

杨廷筠是早期天主教会的三柱石之一。其先前就是一位佞佛者。与冯梦祯、屠隆、黄贞父、虞淳熙、葛寅亮、黄汝亨等人关系甚好。而冯梦祯等人则是杭州有名的佛教居士，与晚明四大高僧均有频繁往来。亦是莲池弟子，推动嘉定藏的刻印。杨廷筠还与冯梦祯等人组织过放生会。在杭州一带聚会、参禅、吟诗、作赋。可谓是当时佛教团体中一位重要人物。

但不久杨廷筠就转向了天主教。而且，开始攻击佛教，撰写了《代疑篇》等书籍。杭州一带的佛教僧侣很是气愤。开始展开反击。而一开始佛教居士虞淳熙还与利玛窦有过交情，并为其《畸人十篇》写序。但到这时，也未免不得不站到佛教护教的立场上。撰写了《天学剖疑》、《天主实义杀生辨》等文章为佛教辩护。在这些文章中，虞淳熙的口吻还是相当缓和，他的观点是天主教实际上与佛教差不多的，希望利玛窦不要攻击佛教，二者相安无事，多好。

1615年，利玛窦去世5年，莲池将其与利玛窦辩论的内容编为《天说凡四》。而在20年后，天主教在刻印《辨学遗牍》时，加上了杨廷筠与李之藻的跋，并称莲池在临死前后悔自己走错了路。其意甚是明了，即意味着承认佛教错误，而天主教正确。佛教团体见此大为恼火。随即，杭州和尚唯一普润就召集人马，编辑了反天主教的文集，颜曰《诛左集》。显然，佛教以正统宗教自居，而将天主教当作异端邪教。

此时，由于天主教在福建发展迅速，而天主教对佛教又持敌意的态度。因此，福建的佛教团体开始反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自称白衣弟子的黄贞。黄贞一开始对天主教也持宽容与怀疑大态度。但自从黄贞知道天主教对儒家、佛道都持否定的态度，就开始急了。有一次，黄贞听艾儒略说舜有两个妻子，因此会下地狱。黄贞非常生气。于是邀请众多僧侣以及佛教居士反对天主教。并邀请他的老师顔茂猷也来一起反天主教。

1637年，福建福安发生了小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但影响不大。艾儒略只不过躲到了山区，发展了更多地盘。当时不少生员、布衣、官员联名上书蒋德璟，希望朝廷能够禁止天主教。但我们知道蒋德璟与传教士有过往来，对传教士有好感。他的意见是天主教可以禁，但传教士则应该怜惜。毕竟人家从老远地方过来观光上国，所以应该以儒家之礼仪道德化之。

在这场反教运动中，不少先前是与传教士交好的人也转向立场。诸如周之夔等等。其原因很显然，本来这些人就是佛教居士，或倾向于支持佛教。

到了清初，天主教对佛教的攻击依然没有停止。但佛教也同样保持反击的态势。此时，一本名为《辟释氏诸妄》的书十分流行。此书署名为徐光启，实际上不过是托名而已。此书内容不全是批评佛教，也批评了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可谓是天主教向中国本土教派的宣战书。

这个时候，净土宗十祖的截流行策大师站了出来，为佛教辩护。截流和尚据说是憨山德清的转世，而憨山德清与莲池等人一样反对天主教。截流和尚为了反驳托名徐光启的《辟释氏诸妄》就撰写了一本书《辟妄辟》。但此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截流和尚俗姓蒋，天启六年（1626）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叫全昌，是宜兴老儒，与憨山（1546 - 1623）是好友。憨山大师示寂后三年，一天晚上，全昌梦见憨山大师进卧室，随后截流大师出生，是以其父全昌为子取名为梦憨。时为明朝熹宗（公元1626年）。父母相继逝世后，时年二十三岁的截流大师，在杭州理安寺投礼箬庵同通问和尚出家为僧。之后于问公座下修习禅定功夫，一直修行了五年。到了清朝顺治八年（1651）问公往生后，截流和尚就去了报恩寺。康熙九年（1670），截流大师进住虞山普仁院（今江苏常熟），倡导兴建莲社，并发起集众七日念佛的共修法会，此种行法可谓是为清代以降"打念佛七"之滥觞。自此，截流和尚就一直住在普仁禅院，直到1682年7月9日去世。今天每年农历7月9日就是十祖的纪念日，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

至于《辟妄辟》的内容，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幸好天主教信徒因为不服，又展开骂战。江西赣州信徒夏玛第亚于1687年撰写了《泡制辟妄辟》与截流和尚进行论辩。同时，1689年杭州的信徒张星曜与洪济合作撰写了《辟妄辟条驳》反驳截流。

据此可以知道，截流和尚的反天主教著作《辟妄辟》大概撰写于其入住普仁禅院之后的一段时间，即1670到1682年之间。通过《泡制辟妄辟》以及《辟妄辟条驳》，我们可以知道普仁截的基本观点。大部分是使用佛教的概念来批评天主教对佛教的反驳而已。

自此可以看出，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开始有天主教徒撰《辟释氏诸妄》来批评佛教，然后普仁截流撰《辟妄辟》予以反驳，接着天主教徒夏玛第亚撰《泡制辟妄辟》、张星曜等撰《辟妄辟条驳》再与之反驳。可谓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

当然，纯粹是义理上讲，我们不知道谁是谁非，因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谁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场骂战来看，天主教显然是咄咄逼人。佛教最后也只好接招应战。

但比较天主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来看，显然佛教要成功了很多。此处的截流和尚，即成为净土宗十祖。有颂曰：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
　　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俦。
　　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
　　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忆佛念佛求。

而天主教在康熙以及之后的禁教政策之下，不仅没有能力与佛教展开竞争，相反只能沦为地下教派。在默默行教两百年后，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再次流布中国。而此时，非彼时。老百姓的民族感情骤生。而天主教以及外国传教士、公使等缠在一起，有些纯粹宗教问题，也变得不是宗教问题了。是故，后来的天主教实际上与中国老百姓之间仍然隔了一道墙。

这道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因此，这种骂战中，截流和尚虽然没有再反驳，但结果是佛教赢了，天主教输了。

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教育

2008-01-28T20:25:00.000+08:00

我国教育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以集体利益为重，而以个体利益为轻，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的思想或主张。因此，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紧密相连。我们从小就被老师告诫不要自私自利，要大公无私，要舍己为人。课本里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例子。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从学生一进校园时就开始灌输到学生的脑中。并且时刻强调个人主义就是坏的，是不对的，会受到批评；而集体主义就是好的，是对的，会受到表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长大以后都自觉的奉行集体主义，亦即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乐于助人等等。这种教育的预期是想通过集体主义教育来塑造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品德，从而为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奠定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教育目的与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它是想把个体塑造成一个好人，而不是坏人。但实际上我们明显地看到这种教育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切实际，而且过分乐观。这与中国人一贯的实用功利思想背道而驰，也与中国人积极入世的性格不符。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表现就是过分相信人的善，相信教育的作用，相信集体主义。

人性的善应该说是这种教育的前提基础，它相信人性里的善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增强，从而能战胜人性里的恶。实际上，人性中的恶不会因为教育而被消除掉的，只是因为教育而暂时隐藏起来。教育不是要消除人性中的恶，相反只是引导人主动选择善。更不是千方百计去压抑人内心里的恶。这种教育通过把人性的善当成美好的，把恶当成丑恶的，而让人丝毫没有机会去正视内心中本来就存在的恶，而只能采取片面的遏制，而一旦有了恶念或恶的行为便感到极大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这实际上就会造成了不正常的心理。为了掩盖自己的恶，人们又不得不靠虚假的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在这张面具背后偷偷的干起自己本性的事。

由此可见，这种教育似乎是在改变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而极力以集体主义重新塑造人的本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它注定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它越教育人要大公无私，人越是自私自利；它越教育人要舍己为人，人就越害人利己；它越教育人要以集体利益为重，人就越以个人利益为重。这是因为这种教育所造成的人性的歪曲：本来人性中有恶的倾向，却强制地被集体主义所取代、所压制。人性中合理地的个人利益的诉求也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于是在任何公众场合或者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他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某种集体主义以期得到某种外在的赞许，而在背后或私下里，那被压抑的个人欲望就被释放出来，于是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必然逻辑：因为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那么它只能给那些遵行集体主义的人以外在的公众（社会）的赞誉为回报，而不以个人获得利益为回报，因为这样就是个人主义。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伪君子和小人。一方面为了公众赞誉而虚伪行事，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为了不使二者产生冲突，只好戴着假面具私下地去满足个人利益了。

这是最常见的事实。然而现在的社会风气已大为改变。人们也不必担心在公众场合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受人批评，也不必戴着假面具而实际上从事着自私自利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教育达到了目的。相反，这种事实表明教育的失败。而且这样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个论断：即人越来越自私了，或者说，自私的人越来越多了。

或许有人立即反驳这个事实，而认为在每个时代都有自私自利的人，为什么偏说现在自私的人比以前更多呢？而且现在的人口比以前多，自私的人当然比以前多。但是，如果从自私的人口比率来说呢？当然这种只从外在的表面的角度去判定现代的人是不是越来越自私是不甚合理的。因为外在的东西都在变化，而且标准不一。我们要进行比较的是人的内在变化。

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变化。在现代人的心里还有多少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痕迹呢？每个人是否都在关注自己的利益呢？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冷漠无情……这类形容词出现的频率是否越来越高了呢？

但是人越来越自私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不发达阶段，人心单纯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完全说，人越来越自私就表明教育的失败。实际上，现在也不是有许多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例子吗？

如果以上的论断成立，那么更表明这种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应当改变了。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能再以几十年前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来运用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集体主义教育让人时刻觉得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时刻要为整个大局着想，而且其中还有某种为了集体利益献身的理想教育，具体一点就是共产主义。每个人都要为了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个人利益就不必在乎。共产主义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大同社会，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车开，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伟大的目标！可是，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时，个人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个人利益都不要，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那对于个人来说，是喜还是悲呢？这种以某种外在集体的共同目标掩盖人的个体性的做法实际上也不是科学和合理的。

试想一下，人有可能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斗吗？人有可能在别人都幸福为唯独自己不幸福的状况下还觉得自己幸福吗？或许有人会以肯定作答。那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

集体主义实现个人幸福的途径似乎总与现实有些出入。它主张先实现整体的全局的幸福之后再实现个体的幸福。这种逻辑是在个体之外抽象出一个虚幻的看不见的集体出来赋予其价值和意义。对于集体到底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清。集体是他人吗？是他人的总和吗？还是个体所在的群体？

疑问在于我为什么要先为了集体的幸福或利益而奋斗或牺牲个人的利益？既然自己已是群体中的一份子，实现群体的幸福、维护集体利益，也就是维护个人利益，那么为何不直接为个体幸福而奋斗，直接去维护个体的利益呢？

这是某种思想上所存在的冲突导致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坏的，不好的，是危害社会的，是道德不高尚的表现。这种思想或主观上的担忧或偏见或许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集体主义是想通过强调集体主义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幸福与和谐。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教育是想通过这种道德的内化达到外在的效果，好像个人主义只会导致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或害人利己，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可能，实际上个人主义会不会导致这么可怕的后果呢？如果从个人主义推导出来或许有不同的结论。如果每个人都被告知人性中的恶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的权力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为了维护和实现个体的幸福与利益就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维护好共同的外在环境，必须不损害他人利益，否则就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个体的幸福也就得不到保障。

人性自私的事实并不可怕地必然地推论出人会不择手段地作恶，相反，自私的人为了个体个人利益有可能维护好公共利益，通过积极引导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自私的人必然意识到哪些事对自己利益有害而必然不去做。

但是这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外部环境或公共的东西到底是与个人利益有还是毫无关系？现在的情况是人人都认为公共财产都与自己毫无关系。既然是大家的，因而也有别人的一份，那么占有它便对自己有好处，毁坏它也没有关系；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公共财产也是自己的，损害了它也就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占有了它会造成别人同样的行为，从而也使自己受到损失。造成这种心里想法的原因是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或政府主导的社会，而非以市民为主导的社会。若表明所有公共设施均来自税收，且显明这些东西不是政府提供的无偿服务，而实际上是纳税人在使用自己的东西，那么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政府不是人民的父母，而是集中有限的资源为市民服务。政府的形象不应该是家长。

当然以上的论述会招致保守人士强烈的反对与批评。对于他们而言，维护思想上看不见的堡垒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思想上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了维护己见甚至可以大打出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为了自己所认为的善的观念就强迫别人也认同和接受，这难道不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作风吗？他们还以为自己多么高尚，多么无私！试想一下，如果连别人的思想自由都不给的话，那是多大的残忍与专制！

不能以主观上的善代替客观的善，也就是说，目的善只是出发点，效果善才是目的。目的善不一定导致良好的效果，效果善不一定都来自善的目的。只要达到良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固执那精神上一点可怜的己见呢？

或者有人认为目的善会导致效果善，集体主义也导致许多好处，如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等等。实际上，这是某种诠释的结果，为了证明自己理念的正确就不得不制造出这样的假象，不得不制造典型，不得不拼命宣传那种大公无私的英雄模范人物。试想，如果按集体主义人性论前提出发，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人物，何须这样大肆的宣传，何须制造典型？他们面临的事实是教育人要做好事而好人越来越少。

并不是好人越来越少，而是那种典型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人性永远是自私的，虽然它也有利他的倾向，但都是基于利己之上的，或以某种社会赞誉为期许，或以某种实际利益为期许。不可能有那种完全没有自己利益考虑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人只是重新被宣传制造出来的，是重塑的人，是宣传工具，而不是原本的人。

但我并不是一概否定集体主义教育，只是必须让受教育者明白，强调集体主义不是消灭个体，不是压制人性，不是将自私自利视作洪水猛兽，而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幸福。集体主义是方式，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与实现每个个体的利益。

当然社会的进步、体制的完备、公正公平司法体系的建立及公民素质的提高等等是实现个人利益与幸福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而强调个人主义往往有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烧杀抢掠等情况出现。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同样什么样的造就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对立并非如水火不相容。真正为了人民利益与幸福考虑和作为出发点，就应该利用二者之利而综合用之。

贫困生的爱情

2008-01-28T20:17:00.000+08:00

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过《落泪是金》这本记录贫困大学生辛苦生活的书了。那时候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根本没有深刻体会。不料几年后，自己竟也成了贫困生。幸好自己上了名牌大学，各种费用基本上都被别人包了。

这种特殊的身份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尴尬。首先是自己觉得被别人包养了似的。所谓“不劳者不得食”，白拿别人的钱总有点过意不去。后来学校让我参加青年志愿者等组织的公益活动，总算对别人有所回报。其次则是有种寄人篱下的味道。所谓“吃人家的口短”。别人给你钱，你得老老实实听话，按他吩咐的去办事，不能有异议，更不能有非份之想。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不可以推己及人。

可是当你在大学校园里逛一逛立马就可以看出来，哪些是贫困生，哪些不是。贫困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大学校园立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穿得挺土的，长得也很一般，不太会打扮，说话还带着浓重的乡音，衣服里或许还带有泥土的味道。他们大部分来自边远或内地的贫苦山区农村。有的父母残疾、离异或卧病在床，如此等等。那贫穷两个字活生生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也就成了某种象征或标志。

记得有一次，我上大学一年级，来校本部办点事情，结果晚了回不去了，身上没有多少钱，没地方睡，只好在校园的长椅子睡了一晚上。幸好是夏天，不然不冻死才怪呢。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被保安发现，又忘了带学生证，就凭着我不标准的普通话，无论我怎么说，人家还是把我被当成民工赶出了校园。

出了校园，我就纳闷了。我长得象民工吗？真是太伤自尊心了。不过跑到公厕里一照镜子，我才发现自己还真的有点象：皮肤黝黑，头发蓬乱，面黄肌瘦，衣服破旧，而且没戴眼镜。去工地上一站，根本就没法把我和其他人分辨得开。其实这也毫无奇怪。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仔。12岁时就开始外出打工。在外面风风雨雨跟着弹棉花的师父走南闯北，吃千家饭，跑万里路。虽然后来上了学，周末和寒暑假依然要去打工。挑红砖，从脚手架一层一直挑上五层，汗流浃背，但还得咬紧牙关。

其实被当成民工倒无所谓。民工也是一个光荣的职业，起码是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汗水吃饭的。比起某些人来说，不知崇高了多少倍呢。关键是你不能歧视民工，更不能因为我象民工而歧视我。

歧视是一种鄙夷，一种偏见，一种排斥。它源于中国人固有的贫富等级观念，而认为没有钱的人就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村氓。士人或贵族是不能跟这些人在一起的。否则就不成体统了，乱了等级秩序，就有失体面了，这样甚至危害国家的伦理纲常。

对贫困生的偏见和歧视也和歧视民工一样普遍存在。不说那些体现在言语行为等外部的歧视行为，更体现在思想上。这种偏见之一就是认为贫苦生必须象贫困生的样子，意即不能象非贫困生。

这是何意？先举一例再做说明。某校著名BBS上曾贴出这样一个帖子：某个贫困生每天早上都喝牛奶，太不象话了。虽然该贴受到不少同学的鄙夷和批评。但有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际上正反映出某些人的普遍心态，即认为既然是贫困生就不能吃得太好，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必须俭朴，必须让人觉得就是贫困生。

这不只是关系到贫困生能不能喝牛奶的问题，这关系到为什么要把同样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划分为两个不同群体的问题。不同的群体就具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就应有不同的行为。一个群体内的人不能僭越自己的身份界限。这种想法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阶级意识和毫无羞耻的等级观念。

不仅是不能喝牛奶了。谈恋爱更是另一种奢侈了。不仅仅是因为囊中羞涩，而且还要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和压力。你是贫困生，你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谈恋爱呢？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要用优异的成绩报答资助人对你的殷切期望啊！既然你都有钱谈恋爱了，那么你就不再是贫困生，也不必再给你奖学金或助学金了。

听听，这是什么样的言论。

贫困生天生就是被人遗弃的人吗？不仅被人歧视，自己的行为还要受到别人的监视。为了那可怜巴巴的面包啊，你得失去了多少自由，多少宝贵的东西啊。为了那可怜巴巴的施舍，你得必须象只狗那样驯服听话，摇尾乞怜。你得每天只消费几块钱，不能吃肉，不能看电影、听歌剧，不能出去旅游，不能谈恋爱，不能穿时尚衣服，不能戴耳环、项链，不能染头发，不能骂人，不能喝酒，不能逃课，甚至也不可以考试不及格。

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家里很是贫穷，他上了大学自然也成了贫困生，只是他没有我那么幸运，他拿的奖学金没我多，时常向我求助。有一次他说，他女朋友生病了要我借点钱给他。我一听，这小子都有女朋友了，应该很有钱了吧，为什么还要向我借呢？我就对他说，你现在应该很有钱了吧，不然怎么会有女孩子看上你呢？这一问他反倒令他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他告诉我，其实他没钱，但他确实喜欢她，他拼命挣的钱就全花在她身上了，但常常入不敷出。

或许是我的固性思维才造成这样的误解吧。因为我确实知道没有钱就甭想谈恋爱。此话何讲？君不见自古至今，哪有几位穷人的爱情故事？对于穷人来说，浪漫就象神话故事一样，只可听而不可及。同样对于贫困生来说，爱情也只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品，是商店橱窗里漂亮昂贵的展示品，是要付出很多投入才有些许回报的行为。

“班上的女生有点高不可攀”，此话不假。那些城里的女孩心比天高，哪曾看得起乡下小生。家里没钱，父母又不是大官，跟他们谈恋爱岂不让别人笑话。而那些来自农村得女孩子一开始还挺朴素的，但过了一个暑假，全都由土鸡变凤凰了，眼光也高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贫困生确实没有足够的钱去谈恋爱。而同样作为年轻人，他们需要爱情，需要浪漫。

我的那位同学后来告诉我，他和女朋友分手了，原因自不待言，只是我不再好意思要他还钱。

那么，谁该为贫困生谈恋爱买单呢？

让我们停止那种古老而又落后的想法吧。贫困生有权力去爱，去被爱，有权力去享受，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那种以地主姿态或施舍人出现的场景应该早已终结了。社会和国家必须为贫困生享有与别人同样的自由和权力买单，必须保证贫困生的爱情不再成为一种奢侈品。

让我们想想这些贫困生为什么会成为贫困生的吧。他们无不因为各种原因而贫困，大部分因为家庭原因。试想一下，如果社会和政府能保证贫困生的家庭能够为贫困生的大学生活买单，那么就不会有贫困生了。而既然社会和政府不能够提供这样的保证，那么则必须为贫困生买单。

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要让国家保证你能提供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呢？这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吗？事实上，国家不是给农村许多照顾吗？确实如此，国家对农村投入不少，并逐年减少税收，但是农村的经济增长仍很缓慢，农民收入仍不高，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太过于悬殊。农民辛苦一年耕种的麦子换不到一台彩电。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也只买到一台比较好的摩托车，一本书的价格也就是劳动力一天的工资了。这种差距为什么会存在？合理吗？

这种不合理还在于乡村干部自己家里金壁辉煌，而老百姓却身居寒窑陋室。还在于有钱人千方百计的偷税漏税，私企老板拼命地克扣农民工的血汗钱。国家对这些不合理难道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吗？

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必须为最广泛的人民服务。不是为了维护某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它必须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负责，必须使用专政工具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当然也会有人说，现在大学里不是可以申请贷款吗？确实不假，鄙人也申请过，但贷款只管了学费和生活费，而且手续繁琐。虽然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无法根本消除贫困生的贫困和因此而受到的偏见与歧视。

这也是另一个事实，教育收费增长最快，而农民收入却日益缓慢。每年六七千元的学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生活费，一个农民家庭怎么能承担得起呢？国家也为教育投入了不少资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仍没有一点变化呢？
虽然我比较幸运，但有时还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曾一段时间买了馒头带到未名湖旁边小山上偷偷的吃掉，去食堂吃饭总先估摸着卡里还有多少钱。学校里的食堂总是越盖越豪华，便宜而好吃的菜却越来越少。更别提买电脑、手机了，也别想去考托福、GRE。生活总是这么残酷。贫穷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不幸与痛苦，然而它还要继续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充满了阴影。

贫困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可怕的是因为经济拮据以及因此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造成的精神贫困与心灵贫困。贫困生缺少更多机会与别人交流，参加培训，很少有机会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更容易造成思想上的封闭和精神上的问题，而这样就会进一步限制了他们个人能力发展，为其以后参加工作设立了障碍。心理问题不仅使这些贫困生难以摆脱各种精神障碍的困扰，甚至还会让其走上犯罪之途。

要解决贫困生的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为他们的恋爱买单，而且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贫困问题。让我们停止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与无情。让我们抛弃自己的事自己解决的推卸责任的做法。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社会充满了和谐之音那才可能是最美好的社会。

成见是首先要破除的主观障碍。不要认为给贫困生上学受益的仅仅是他们自己，而对我们没有好处，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的人实际上是一群可耻的小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忘记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利益。

制度的贫困是问题的关键。那些大款富婆们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他们的子女享尽荣华富贵。国家要运用制度让他们拿出部分的钱给社会最低层的人。不要以为这样不公平。试想一下，在这样的转型期，有多少富人不是靠投机取巧，靠人情关系，权钱交易等等而发家的。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

还需要完善慈善、公益组织。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乐于奉献，热心公益事业的良好风尚，逐渐扭转人们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心态。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如何真正解决贫困生的贫困问题需要大家认真的去思考。

杞人语录（9则）

2008-01-28T12:30:00.000+08:00

1、瞬间死亡

昨晚，差不多今天凌晨的时候，在弄自己的论文，室友已经酣酣大睡，外面万籁俱寂。突然，有一股念头从心里涌出：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吧。

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并不是一时无意识的冲动或感觉。而是真实的、主动的、真切的自我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清醒的“自我暗示”？也不知道这种暗示，会如此理性、如此光亮？

仿佛这是一种合理的建议，如同我饿了，我的大脑就会说“快去弄点吃的吧”。我很诧异，很惊慌。在我的思想世界中，“自杀”也成为合理建议菜单中的一个选项了？

或许是抑郁症的表现吧。后来，我自己分析，在抑郁症的人中，一些不合理的、非常态的思想就成为合理的、正常的。

徐梵澄的书，说如果人的死亡仅仅只是肉体或神经的停止运作，而意识还存在，该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就如此。

为什么我会有抑郁症？或许是我太过于悲观而已。对自己悲观、对社会悲观。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涌现。昨天看到刘涛的婚礼，花费400万。想想我们这些老百姓，房子都买不起。而那些高干子弟、贪官污吏、社会名流，哪个不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而对于我自己，真的感觉到人终究的消失所带来的空虚感，日益增强。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尼采的永恒轮回。因为我真的不相信自己会彻底消失，无影无踪。

这就是所谓的瞬间死亡，身体死亡，意识清醒。

2、公平与自由

人真正的不自由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如果一个社会真正的公平、公正，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真正平等，那么个体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

现在社会束缚个体的是那些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找工作时，人家有关系、有后门，你再有能力，再有本领，也无济于事；诉讼时，人家有权势、有金钱，你再有道理，再很无辜，仍然一败涂地；遇到不平时，人家高官厚禄、富商大贾，你再不满，再仗义，也只能装聋作哑；被人家欺负时，人家是国有、垄断，有警察保安，你再愤恨，再气愤，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社会，每个人活着都不舒坦，能自由吗？

而阻止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的正是那些享有特权者。他们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有多大能力，吃多少饭。”他们认为，他们有人关系、财富、权势，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所以他们该享受到如此特权。而那些没有能力者，该被打死、该被虐待。

实际上，他们占据了有力的社会条件，实际上剥夺了他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如果在真正公平、公正的条件下，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并与比别人强多少。现在他们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包括法律、教育、警察、军队等，稳固他们的地位与权势，以保证他们以及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方面通过拉拢政策，以讨好某一部分人加入他们的阵营，从而继续维系该群体的发展。

而广大的下层人民，实际上就是最倒霉的工蚁了。

这是个体自由最大的障碍。

那些大款、高干子弟、贪官可谓无拘无束，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我们，这些无权、无钱、无势之小民，则只能每每低头喟叹，望洋兴叹了。

对于自由之向往，是每个人之必然；而我却不希望步入他们这个阵营。因为我不希望我也成为那种洋洋得意、蔑视下层百姓、践踏别人自由之人。

是故，欲实现真正之自由，非要推进社会公平、公正；而欲推进公平、公正，则需打到这些特权阶级。一方面要让所有个体在获得教育、信息、工作、职位、机会等各个方面一律平等；另一方面要征收遗产税与约束官员行为，并将税收多用于支持下层人民。如此方可实现社会之公平，方能真正自由。

上次我去买火车票，要改签，车站不给。他们说这是规定。我投诉无门。只好先退票，再买票。不到一分钟，车站就赚了我80多块。而我们工人每天的工资也只有50多。当然，我感到不舒服、不自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返回宿舍后，若有所思，便有此文。

3、合法性

历史的观之，政治之合法性来源有二：其一所谓“家天下”，即封建帝制的“自上而下”，其二所谓“民主选举”，即主流国家所行的“自下而上”选举制。

在宣统帝宣诏退位之前，中国的政治、官府之合法性来源于皇帝。皇权至上，所有臣子、百姓，无不俯首称臣，三跪九拜。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官员一律对上负责，小官对大官负责，大官对皇上负责。管好百姓，收好租子，即可安定过日子。结果造成的是，一帮百姓养活着另一大帮无所事事之人，即寄生阶层是也。他们之所以能够寄生，完全在于他们掌握政治权力，或者财富资本。而这种情况往往造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横行霸道。而下层百姓往往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清官的身上。

知识分子也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爬进这个利益集团，而唯他们马首是瞻。并且为了维护这个制度，而绞尽脑汁。最后的情况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劳不可破。即所谓学者所言，超稳定结构。然来，封建制度之牢固在于它时刻保证了一部分人通过某种制度，能够向上层流动。换言之，它基本上还给于下层人以某种希望。就像一种游戏，它虽然以剥夺所有人的财富为目的，但同时又允许一部分人加入其中。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了分那一杯羹，而抢破头。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游戏和不合理，适不适当。

所以，在中国这个土壤之上，根本就没有生出民主的种子，也不会长出枝叶，且能开花结果。在以前的《地方志》中虽然也有“选举志”，可实际上与西方的民主选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说说如今的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成为官员的，连普通百姓都不清楚。恐怕只有第一把手知道。国家主席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全国人民是不知道的。而他们怎么就成为百姓的父母官的呢？百姓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父母”？咱们不知道。

这实际上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换言之，官员或政府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从上，还是从下？还是凭空产生的？

当然，目前是有人大代表的。可这代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还真不好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西方民主选择制度有其缺陷，但从道理上讲确实合乎理性的。因为它确实是按照权力自下而上这个逻辑结果进行的，因此也让其管治有了合法性。

中国人的思维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那就是合法性的继承性。即认为上一代取得了权力或财富或地位，那么下一代或指定的某些人，就自然而然继承了这些权力或财富或地位。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封建时期“家天下”的余续。也是宗族制思想的余孽。

而这种想法，实际上就造成下一代人之间的不公平与不公正。久而久之，就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与不和谐。因为，它阻挡了社会人才的正常流动。当下一代人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权力或财富或地位时，实际上就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力或财富或地位，及其获得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中，以血缘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关系网，主张所谓爱有差等，就是这种坏思想的源头。所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根本就没有人思考，应该建立一个合理而公正的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在既有的条件下，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所谓“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在解决这个合法性问题。从另一个层面看，统治者必然要通过某些途径将社会精英拉进自己的集团，以成为利益相关者，或者分一杯羹。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统治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些精英不再满足所分得的这些利益，或者已经觉醒，或者倒戈之时，统治者的统治必然会岌岌可危。

因此，在中国往往发生改朝换代，即使民国代替大清，新中国代替民国，仍然保留了这个特征。而不像西方国家，他们是政党下台了，国家还在。而我们的情况往往是，皇帝下台了，国家也完蛋了。

夜深人静，不能寐。遥想民间疾苦，往往辗转反侧。就其根本，还是制度、思想上的问题。愿与有志者共勉。

4、台湾选举对于我们的意义

如果一个政党没有管治能力，它应该心平气和的下台，而让另一个政党上台。这样既不会破坏安定，也不会带来混乱。虽然会亡党，但不会亡国。如果非要恋着权力不放，往往会带来种种冲突。比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往往不是某些人不想下台，而是那些利益集团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的选举，往往带来战火或暴力，无非都是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已。

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家天下，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哪管别人死活？如此，则造成种种不公平、不公正。

请读者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也想家天下？如果不是，则大有希望了。

有理性思考的人，都会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5、想家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我最想念家乡，想念母亲，想念热腾腾的饭菜，想念红通通的火炉。

可我身不由己在外游荡了将近9年。留在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最近两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去年在香港，今年将在深圳。

人总有无可奈何之时。网上流行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是，没那么简单。

每次回家的旅途总是充满惊险、疲惫和永不休止的拥挤。这个社会真是太残忍，穷人就是富人的陪葬品。

前不久看到新闻，安徽芜湖的女大学生被挤死的事情，让我内心一阵阵酸痛。家属还对媒体说，对铁路部门的善后工作感到满意。可是，钱真的买得起人的尊严、人民的权利吗？能够掩盖国家垄断企业的无耻、能够麻痹善良老百姓的良知吗？在这个穷人如同草芥的世界中，每个人只有穷尽毕生力量，才能生存下去。而所谓的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已经被可怜的生存问题抛诸脑后。可怜的国人啊。

这种愤青的想法，其实真的很可笑。“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有什么用？

看看网上说的，黄牛党如何倒卖火车票的？售票员是多么没素质的？可是没办法。你能造反吗？你能对抗国家机器吗？你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自认倒霉，只能疲于奔命，只能自叹弗如。

人不能选择。

虽然我爱我的母亲，思念我的家乡，可我无法回家。在想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还有众多人和我一样一起飘零在外，自然我也不再孤独。“吾道不孤也”。

刚看到表妹的日志，若有所思，即有此文。

6、愤青，太愤青

在这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过于同情心往往没有用的。没有人理睬你，也没有同情你。原来，尼采说的很对，上帝已死。

在茫茫众生只顾自己的生存与荣华富贵之时，谁还会思考这个世界之上、这个假象之外的问题？在物欲缠绕的今天，谁还会仰望深邃的夜空，思考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

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做个顺民，习惯了不平等与不公平，习惯了压抑和愤懑。

然而，从普罗大众的角度去看，所谓公平、自由等等，均是水中花、镜中月；均是拉着虎皮做大旗。小民只要安安心心过日子，平平安安度春秋。有饭吃，有钱花，就OK了。少惹麻烦，更不能惹官府的麻烦。能保平安就好。

有段很经典的话：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但愿与有志者共勉。

7、看啊，这个人！

Ecce, Homo!

审判和杀死耶稣的彼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挑起纷争，是要人们妻离子散。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异类，或者疯子。

谁都知道，一个思想和举止不合群的人，往往会带来骚动和不安，会对本来的意义和秩序带来威胁。一个活在不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的人，往往就是如同万绿之中的一点红，如同浩瀚星空中最明亮的星星。

然而，这种人只有一种结果：被众人杀死。

是嫉妒，还是愤怒？

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狂狷狡黠。有黄花白发相牵挽之洒脱，有戴月荷锄归之清幽，有马裘换酒之豪情，有“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之凛然，有我自横刀向天笑之大义，有人生自古谁无死之明志。

有些人注定不是活在当下。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

是做“这个人”，还是众人之一个？

此即To be or not to be，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不可不察。

8、十个海子

1989年3月，距离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还有12天，他写了一首诗，叫《春天，十个海子》。

诗中说：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了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喜悦，没有了“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豪情，没有了“亚洲铜”的壮烈，没有了“麦子、大地和村庄里四姐妹”的浪漫与质朴。

内心里充满的只是忧虑、不解、悲伤与憧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随后过了3个月，即发生了XXX事件。众所周知，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知识分子自此低下他固执而清高的头颅，不再过问权力、意识形态与国事。

海子仿佛就是夜空东方的启明星，一枚冉冉升起随即消失的信号弹。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不再承担任何道义与使命。在道路以目、莫谈国事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要么随波逐流、麻木不仁，要么随声附和、甘做人奴。

这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昭示。海子以其死亡作为一个崭新开始的标志。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时间在未来。

海子的家离我的故乡不远。在家乡话中，海子即是螃蟹，一种无拘无束、横着走路的“横行介士”。小时候，我常常去小溪里抓螃蟹，搬开石头，就看见小螃蟹夺路而逃，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把它逮个正着。

作为诗人，知识分子，海子有着天生的洒脱与担当。无拘无束，敢爱敢恨，是诗人的宿命与天性。

那么，是谁杀死了海子？

是山海关上的火车吗？还是他自己？

每当我想起“十个海子，全部复活”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在这个时代，个体并不属于他自己；他被一股力量给扭曲、变形、重塑；个体无法选择，他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控着。我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自己是自我的牢笼。

在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所遗留的种种余孽中，在现代性的种种摧残下，个体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当下的生存不过为了填补存在链条上的一环。

每个人都在积极思考，如何出人头地，如何光宗耀祖，如何积累财富，如何改善生活。这是对的，但不仅仅如此。

在茫茫物欲大海上漂泊的人们，当看到彼岸上的灯塔，以及靓丽的风景。

人活着，不仅仅为了装点这个世界、成就别人的风景；也要思考，如何超越自我、逃脱宿命。

9、平生三恨

最近翻了一下顾颉刚《自述》，里面提及，其在十二岁时，就有三恨：“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想想就觉得不简单。我自忖，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大的志气呢？原来，人家是个书香世家，父母、亲戚、朋友，大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想想我的出身。听说我爷爷只是一个保长，算是一介武夫。父亲小时候应该读过书，但是因为爷爷生病而中止。而不见得有什么学问，倒是迂腐得很。在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光讲道理是没用的。孔子的圣贤书再好，也比不过强人的拳头和阴险的心计。

家势的没落似乎是必然的。风雨飘摇，三天吵嘴，两天打架。这种环境中，我的愿望不过是希望家里早点富裕起来，以免别人的欺负。希望能够扬眉吐气，在小山村中有个立足之地。

我常想，井底之蛙常常有其必然性的。环境常常觉得了一个人未来的性格取向。当然，我也知道，人也会变的。

上了初中，恨不能立即考上高中；

上了高中，恨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哪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上了大学，就希望能上研究生；上了研究生，就希望能找到好工作。

我想，现代人大部分就这样为了现实问题，而再没有了顾颉刚的“平生三恨”。而且，你恨了也没用啊。你能实现吗？你说恨不能杀尽天下所有贪官。这个现实吗？你说，恨不能报效祖国、为民请命。可能吗？

小学时，有课文讲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现在想起了就觉得好笑。当一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他会立志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然而，当一个人衣食无忧、大腹便便的时候，他会不会如此立志呢？

实际上，几乎没有的。中国人向来是最自私而虚伪的，说起来冠冕堂皇、皇皇大论。可其目的无不都带有私心、私利。无论是读书报国等等，谁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一个团体，或者为了子孙的利益？哪有为了百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人？

更何况，百姓、国家、民族又是什么？

你只要想想那些太子党，那些名人之后，那些利益集团，你就知道，他们先人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他们先人的努力，哪有今天的锦衣玉食、香车美女、养尊处优？同时，没有他们先人冠冕堂皇的“立志”、“恨不能”，哪有今天的荣华富贵？

所以，作为一个最真实的人，我承认自己没有什么大志。我的志气很小，也很低，但我不觉得可耻。因为我不觉得大志的人，是怎么高尚和令人尊崇。

末了，想起了三国里的曹操，人家说他“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良臣。”他自己是想做点事，人家不让，环境不让，最后也只能如此了。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吧。那些为先人天花乱坠的人，恐怕一方面有违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则肯定另有目的。

无聊斋志异（六则）

2007-12-18T14:57:00.000+08:00

1、关于死亡

人越长大，听到死亡的事情就越多。一开始，很触动。后来，开始麻木。仿佛死亡离自己很远。

可我常常设想自己在那种处境：诸如下一刻就要死亡，自己该如何面对。

就像死刑犯，该如何面对自己所知道的死亡。

哪一种死亡更可怕：自己所预知的死亡，还是未知的死亡？

对于我来说，自己所预知的死亡更可怕。因为，这种死亡是自己所知道的，是需要在那一刻进行的。而未知的死亡，就像是偶然的事件，也有可能不会发生。而自己所预知的死亡，一定会发生。

死亡的可怕就在于自己知道死了之后，自己就不存在，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所以，我对于那些自杀者常常予以极大的尊敬。

起码他们是真的、敢于面对死亡的勇士。

最近，科大葛同学、人大余教授都选择了自杀。

他们都有自己莫大的理由，以至于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常想，这会是什么理由呢？难道仅仅是活着的尊严吗？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

我非常赞同。

我认为，人类的所有事业以及其他“伟大”行为都是为了“对抗”死亡。

人总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把自己留在时间中，以证明自己曾经的存在，以对抗死亡及其所带来的黑暗。

死亡吞噬存在，却给人以存在感。

人有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存在。或许，自杀是一种方式。

2、一个人的梦想：

在蓝色的天际，自由的翱翔；

像勇猛的鹰隼，有双坚强有力的翅膀；

不再畏惧世俗纠缠，流言蜚语，飞短流长；

不再患得患失，勾心斗角；

或者，有一天能够自由的主宰自己

自由的支配自己

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充满世界

可以大声的笑、大声哭、大声骂人

不满的时候，可以反抗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活得自由、有尊严、有正义的世界。

3、出卖自己

总是感觉自己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把自己出卖了。

从那个“自己”开始，我就已经不是我自己；我需要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交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早已存在的人群。

在我未出生之前，我不知道我要来到何处、要来到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自己的到来是喜，还是悲，更不知道业已存在的这群人会怎样“塑造”我这个“赤裸裸”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通过文化、习俗、教育、媒体、社会引导等方式将我“打扮”成他们喜欢的模样：按照他们的方式说话、做事、思考，按照他们的方式将自己变成他们的奴隶，为了他们而出卖自己。

我成为了这个庞大人群的一份子。如果没有那个机遇，我可能就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的一员，为了10%的GDP增长率而贡献自己的血汗。在我每领一份工资、每购买一次生活用品、每次乘车、每次打电话等之时，我就为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最后就成为公务员工资、百万富翁的资产的最终来源。

有些人注定要成为工蜂，或者工蚁。这是他们的命运。

我打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不是掌握上帝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谁都知道，这块土地属于我们，这块天空也属于我们，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为了那可怜的面包，为了得到他们吝啬的施舍，而出卖了自己。

谁能告诉我，他的“自己”是什么？

有哲学家说，人是“自我”的奴隶。实际上，“自我”并不是自己的“自我”，而是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共同塑造的“自我”。而这些往往就是“他者”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形构起来的。

人实际上就是“他人”的奴隶。

每当我想我自己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如“他们”那样所谓的“奋斗”、“努力”时，我都感到莫名的悲哀。

人这一辈子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谁，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

当我明白了这一切，可我依然无法反抗。

大部分人只会安然，只会遵从，只会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谁去思考，该如何建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合理的制度？谁去思考，让自我真正得以释放，而不是让大部分人注定一出生就出卖自己，成为另一部分人的“奴隶”或“财产”。

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都很坦然。连知识分子也依然得意忘然。

谁会有超越时空的思想，谁会有人之上的智慧，谁能真正洞察这个世界的“恶”，谁能真正同情像我这样的“迷途者”？

4、三鬼

鬼话：如今媒体上所说的话，全是假话、空话、套话、体面话、无聊话、白痴话，但均是“重要”。强奸民意，不若如此。每时每刻在此情景之下，全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洗脑。可大部分人竟全然不知。竞相说起了“鬼话”。可悲乎！

鬼人：在如此分裂的现代境遇中，全被金钱包围，生也为了钱，死了为了钱。人们为了有限的资源，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眼光向下，锱铢必较，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然全心向着金钱，如同万蛆向矢。“莫问国事”。我辈只是“单向度的人”。也就是“鬼人”。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如同《聊斋》中的“无头鬼。”

鬼村：农村的攀比浮夸虚荣之风，自古有之。如今，愈演愈烈，竞相盖起华丽小楼。然农村人不断流向城市，渐渐人去楼空。但为了炫耀财富地位荣誉，仍不断有高楼拔地而起。“农民一去不复返，此地空留小洋楼。”到最后，只能留给鬼和可笑的“面子”住了。

此所谓“三鬼”也。所谓，鬼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鬼者，归也。无奈在如此世界，阴阳失调、人心不古、政治险恶、社会压抑。人之灵魂早期出窍不归矣。吾辈饱肚圣贤之书，却无奈独自扪心自喟。先忧后乐，茅棚秋漏，不若一脱成名、一举留史。

千古幽情，全在一梦；三鬼纠缠，憔悴仓惶；敢问来者，何时警醒？

5、五马分尸

细想现代社会，虽是晚清以降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者，却未必是我心中的理想之世界。是否越现代、越科学、越进步，人就越幸福、越开心、越快乐？

如许多研究近代中国学者所谓，没有西方列强的进入，中国可能会一直停滞在“中世纪”。尤其是中共，力主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民族的自强、以至于与西方列国分庭抗礼。

然而，西方的社会发展必然是我们的样板吗？我们为什么必须砍掉我们的头颅，然后嫁接上一个洋人的首级？

是否世界的发展必定朝着一个方向？

可我早已讨厌这样的社会：无数小鬼，将我的灵魂和肉体，在那里煎熬、捣碎、蒸煮、割裂、凌迟、腰斩。

所谓五马者，即五魔、五鬼、五妖、五怪者也。

其一谓“死亡”。现代人因精神空壳，而无法坦然面对死亡。在缺乏宗教等精神慰藉之下，死亡就成为毒药一般浸淫人心。由死亡所带来的存在空虚感，早就着现代人精神的流浪和无根。活着在此世，即意味着向死亡摆渡。现代人终于明白死亡是人的最终目的。因此，种种荒谬不稽之行为由此而生，诸如各种恶性犯罪、各种违法道德伦常之行为等等。死亡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空虚”的恐惧。

其二谓“疾病”。现代人因为满足一己食欲，无所不食；又因为满足口腹之欢，各种工业食物尽入口中。又因工作繁忙、压力骤增、缺乏交流与释放之机会，各种疾病由此而生。其中肉体之疾病，癌症为大者；精神之疾病，心理疾病为大者。而为了保生、养生以及为了容颜常驻，各种手段尽出，无所不用其极。人之胎盘、猴之大脑、虎羊豹牛之鞭者，尽入人之腹。疾病之威胁，犹如定时炸弹。现代人为了对抗疾病，只能依靠医学。现代人之疾病，往往因为环境之破坏、人伦之倒置而成。疾病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缺陷”的恐惧。

其三谓“无序”。现代人为了追求个性、标榜自由、宣扬独立，不得不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诸如脱衣服、滥交、造假新闻等等。在缺乏传统道德约束之时，各种狭隘的个人主义横行。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国族之关心与认同，纯粹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随心所欲。这种看似“个性”与“自由”之行为，实则是危害公共安全、秩序与道德之毒瘤。在传统宗族、家庭血缘关系瓦解之时，传统中的秩序社会亦土崩瓦解。然而，各路专家矻矻于论证社会治理之要法，所谓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难道不是对现代社会“无序”之“剜肉补疮”？无序所带来的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之“恶”的恐惧。

其四谓“金钱”。现代人惟钱为目的，仿佛从出生到死亡，均为了金钱。而现代社会，亦以此塑造出金钱万能主义者。权、钱、名、色、利者，互为表里。钱者，万物之主宰也。孔方兄者，如今之皇上也。为了金钱，各种恶性不举自现。而现代社会，统贯人之一生者，即以金钱为航标。教育者，即为金钱之投资也。在现代社会，没有金钱即没有生命。没有工作，即没有呼吸。谁还能“一蓑风雨任平生？”谁还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还能“一瓢饮，一箪食？”

其五谓“意识形态”。现代人标榜民主，却不知所谓民主不过比帝制更改了一个名称而已。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大部分现代人充当了意识形态的“木偶”而已。看似民主社会，实则是无法认清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以为自己所想，就是自己的想法。意识形态给现代人从小到老所灌输的，不过是看似理性的思维习惯。因此，意识形态如同无形中的“上帝”，控制了所有人的大脑；又如特洛伊木马病毒，无法清除。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犹如五十步笑百步。那些政客，如同肥壮的巨大寄生虫。通过文公武宣，控制选民。现代人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提线木偶。

前三鬼，业已从本体论、美学、伦理上破坏现代人的真、美、善。后二鬼，则力将现代人置于控制之牢笼。

此五鬼者，一如五马分尸，将现代人分成鲜血淋漓之碎块也。可不惧乎？

6、四蛊

蛊者，音古，毒虫也，奇毒无比，古人常用之消灭异己，所到之处，往往尸骨无存。故民间常谈蛊色变。

今之蛊者，有四：

其一曰“税收”。税收猛于虎也。更可恨的是，吾辈纳税人，竟不知自己所贡献者，用于何处？有何收效？相反，拿吾辈税收者，竟充作一己或一群私囊。不得已，拿出些微以反哺民众，尽似施舍、开恩！殊不知这些财政、税收，无不出于吾辈贱民。所谓本末倒置、忘恩负义、得意洋洋者是也。无奈人家拿着枪或国家威权，还有什么办法？

其二曰“城管”。所谓城管者，即土匪也。以维护城市为噱头，无恶而不作。可怜四处谋生之游贾走贩，赖以生计之商品全被抢去。《卖炭翁》中所谓“半丈红绫充碳值”是也。可人家还总算给点东西，现在的城管不仅抢东西，还打人！孙志刚就被打死。城管之外，联防队员亦此类毒虫。警察，亦是此类。

其三曰“官员”。脑满肠肥者，盘剥民脂民膏者，当属此类人也。倚仗手中权柄，倚仗枪支弹药，视百姓如同草芥，对上欺瞒，对下恫吓，不学无术，糜烂不堪，作威作福。管家意识、家长意识浓厚，万民仿佛家奴。官商勾结，无恶不作，霸占土地，抢夺利益。谎话连篇，脸皮奇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其四曰“垄断”。垄断企业，诸如电信、电网、交通等等，垄断经营，独断专行，私定价格，无视百姓死活。投诉无门，垄断有理。百姓生活成本增加，实则这些垄断所为。然国家、政府者，莫不是最大垄断企业也。

此四蛊者，横行天下，一日不除，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天地难以清宁休乐！勖哉！同道君子！

杨光先与汤若望

2007-11-27T22:49:00.000+08:00

1

最近在写杨光先！这个人有点像今天那些靠某种伎俩一举成名的人，诸如芙蓉姐姐、木子美、周老虎等等。可是，这个人却要比后者勇敢、可敬！

为了反对陈启新，老杨同志抬着棺材到正阳门，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之样。那个陈启新，原来也是靠一“疏”成名的。当时是崇祯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反贼蠢蠢欲动，大明江山摇摇欲坠。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候，崇祯帝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陈启新刚好这个时候向崇祯帝献上三条计策。帝大喜，立即重用。

老杨同志不高兴了。他说这个陈启新，是个妖祟。竟然要“罢制科”，即要罢去科举。老杨同志认为，儒学是家国之根本。陈的举动根本就是灭绝人性，当诛。

当时的总理是温体仁。对于一介布衣的老杨，也是不理不问。就像现在的上访，普通的老百姓即是有再大怨情，上面的人也不会过问的。因为你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老杨同志最大的个性就是性格刚烈、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结果连温体仁也一起告。

可怜的老杨同志，最后以干涉朝政，被当场廷杖。还和妻子被流放到辽东。据说，当时围观者成千上万。可以想象，经过这么一闹啊，咱们的老杨同志出名的。有人就称他为“讼棍”。

这个绰号有点贬义。可是，姑且不论老杨同志的目的，但就老杨同志的精神来说，值得尊敬。后来，陈启新被降职，据说回家途径自己投进黄河自杀。温体仁也被崇祯帝骂了一下。

崇祯帝又要人才了。有人就推荐老杨。崇祯一听老杨就想起抬棺材之举，立即想试用一下此人。如是让人带着“大将军”的印，派人去辽东请老杨。

可当人到辽东时，李自成已经攻进紫禁城。崇祯投缳煤山。老杨的目的最终还没达成。

我不知道老杨到底是想什么？想当官吗？还是仅仅为了反贪官？据其所说，他父母知道他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就没让他上学。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适宜当官啊。那他这样做肯定不是为了当官，可能和今天的人一样，仅仅为了出名而已。

进入清朝。老杨同志再次发威起来。1664年，老杨向鳌拜等四位大臣左右朝政的康熙朝上疏。这次是反对天主教。这下可好，不仅死了好几位天主教官员，而且传教士也被关起来了。

老杨同志本来就不懂历法，偏偏要与洋人比。凭着他所懂的那几点羲和历法，根本无法与洋人比嘛！那时欧洲的历法不知道高出中国多少倍，连经纬度、日月食时刻都算得很精确。而老杨就凭着不怕死的精神，与洋人一比高低。结果可想而知，老杨大败。

实际上，老杨在扳倒洋人钦天监之后，并不打算要担任监正。他仅仅为了出名，并不是为了官职。他是典型的反对派，而不是建制派。（拿香港的政治术语来说的话）做了监正之后，出了几次主意，都没成功。

老杨想恢复三代之时的羲和历法。那都是几千年之前的老古董了。不是明摆着要输吗。

最后没辙。老杨被刚刚整掉鳌拜的康熙帝罢免回家。还没回到安徽，就在山东德州，就死掉了。

有人说是洋人害死的。有人说是得报应病死的。

反正就这么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样的举动而被载入史册，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因为咱们老杨，一不帅，二无才，三无银子，四无女色。就靠一腔热情，几行文字，就成了历史人物。

这还不算。到了近代，由于传教士挟条约在内地肆意传教，引起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兴起的时候，老杨同志就成为反帝爱国的第一人了。他的作品《不得已》就被顾大昌、柳诒征、钱绮等藏书大家一再抄录、购买与收藏。

想想也真有意思。老杨同志肯定也想不到，400年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他。把的家世、生平、著作，一一搞得很清楚。连那本不是很文雅的《不得已》也被研究、研究、再研究！

或许，以儒家正统自居的杨光先，正是以此方式实现了“不朽”吧。

与这个老乡相比，我真是自愧弗如啊。想必过几十年之后，就成为朽灰一堆，被风一吹，就没了。

2

咱们老乡杨光先之所以载入史册，就在于他扳倒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汤若望。这个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他的名字后面是von Bell表明是德国贵族。

虽然贵族成为耶稣会士，会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但那个时代，成为神父、修士，就像今天成为党员一样光荣。

还好汤若望来中国之后，很快就在满清朝廷中立足了脚跟。顺治帝与汤若望非常友善。康熙帝小的时候，还亲切的称呼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的意思。太后与汤若望的关系也很好，后来还救了他一命。

汤若望在钦天监里主持历局，在《时宪历》的封面上不小心写了“依西洋新法”。

这下可好了。杨光先认为此举表明汤若望想让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就是说，咱们大清按照人家西洋人的历法过日子。大清国的脸往哪儿搁啊？

汤若望可是当时的大红人，不仅仅身受三品俸禄，而且连他的父母、祖父母都受到封赏，而且皇帝还让他领了孩子做义子。真不简单！

想扳倒这样的人，何来容易。

偏偏这个时候，鳌拜干政，趁机以削弱康熙身边的力量。如是，1664年，汤若望等传教士被判入狱。

恰好这个时候，京城发生地震，太后以此认为不该拘捕汤若望。于是，汤若望等人遇赦出来了。而五位中国天主教徒却被处斩。

不久汤若望即去世，康熙赐地、派人致祭文。

虽然汤若望死了，但还有南怀仁。

老杨终究没彻底铲除天主教的势力，但成功扳倒了汤若望。其中到底是杨光先个人的本领，还是当时的政治情势所造成的，则很难予以断定。

想想看，从那么高的位子成为阶下囚，险些被处斩，汤若望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可谓是如戏剧一般。

汤若望是第二代来华传教士，对于某些方面并不如利玛窦那样小心翼翼，而是大胆的推销天主教，当时的中国信徒也因此无所顾忌，最终引起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感与攻击。

而且，虽然杨光先最终失败了。但实际上，到了康熙晚年，毫无犹豫的采取了禁教政策。乃子雍正亦然。

所以说，咱们老杨同志实际上最终还是赢了。

所谓世事难料啊。

许倬云《万古江河》及其他

2007-11-26T11:01:00.000+08:00

周五的时候，和友人一起去香港历史博物馆听了一场许倬云的讲座。他是研究历史与考古的，讲座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话题。主题是《古代中国文化核心地区的形成》，主要是从几个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形成，诸如东北的红山、山东的大汶口、东南的良渚、江汉的石家河、河南的庙里沟、二里头、山西的陶寺等等。许老先生讲，从一个文化中心到另一个文化中心，往往是突然而断裂的。为什么一个灿烂的文化突然消失，而紧接着出现另一个文化呢？这是留个听众思索的问题。尤其是当今人文学科远远不及理学、工学等学科时，如何继承、保留、发展自己的文化，确实是一个问题。许老先生提示说，假如1000年之后香港成为敦煌，该是什么样的情景？

最后，许老总结到“三个族群前后相承，而又接收前人文化遗产，所谓行夏之时，乘商之辂，不自闭，不固拒，更不排斥，还能继长增高。”

许老还对年轻大学生寄于很高期望。希望大学生不要与生活隔绝，不要只为了金钱而生活，要为了生活而生活，多看多听多想！Make difference!

To be frank，我对考古学不是很懂。但是，像许多人文学者一样，许老身上带有很多的人文关怀。他希望人文学者要有所为。只要1%的学者敢为，那就不辱这个时代对学者的期盼了。

当然，我似乎感觉到，许老的人文关怀是基于他的历史、考古研究之上的。那些王侯将相、英雄美人，都会灰飞烟灭。而只要普通的老百姓所创造的文化，却如万古江河一样永远长存。我们是该为这条大河，增添一点水滴，还是为烟灰增加一点浓度？

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思考，他的使命是什么？人的使命又是什么？

可我明白，从古至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他们无法超越自己。即是超越自己，也无法超越时代。他们所思考的、追求的，不过是自身的存在、意义或族群的存在、意义。他们能思考人之上的问题吗？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只不过盯着饭碗而为“稻梁谋”。他们有过思考良好的制度设计？普遍的公平、正义？彻底的自由、平等？等问题吗？没有。在中国文化这个枝干上，永远也结不出西方文明的果实。

这当然是对的。中国文化的枝干只能结出中国文化的果实。我们也不祈求它会结出西方文明的果实，诸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伦理、民主、自由等等。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业已将某些西方文明的果实移植到中国文化的枝干上。还美名其曰，“中国特色”。姑且不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不伦不类。而因水土不服所导致种种恶果，正在逐一实现。

这里是在批评欧洲中心，以及民主、人权至上论者！也在批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一戴起洋帽子，就忘了自己的出身。

多元主义应该是未来的趋向。多元主义需要宽容、共存！不是普遍主义的那种“非此即彼”，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不是借某某名义屠杀另一方，不是价值观至上。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在经历这么多的轮回之后，有没有最终的方案？中国朝代式的政治制度的终结者是什么？为了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许老著作等身，著作目录>>>

关于《万古江河》的介绍 >>> >>>

另参《鹤发童颜许倬云》 >>>

《江南农业的发展》及其他

2007-11-21T23:05:00.000+08:00

最近去了一趟旺角三联，买了三本书：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重刊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以及《中国大众宗教》。又看到几本新书，下面一一道来。

李是经济史学家，研究是清前期江南农业的发展。所谓发展，主要指生产要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本书分三篇，上篇主要研究生产力中的生产要素。主流研究多几种生产关系，如主奴、社会关系等等。中篇研究农业的变化，最后结论是清前期江南农业确实有所发展。下篇则指出发展的原因。整体来看，此书是为了反驳欧洲中心论中，认为清前期中国经济停滞论等观点。此书可谓是一种实证性研究，被誉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作。

由于不懂经济史的写作套路，看起来十分费力。或许是因为行文中充满太多的数字与表格吧。两堂课时间，匆匆一览，不敢言细读也。

新版《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北京上智编译馆重印的，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新版中有不少错误，随举一例，如页668，《主制群征》印成《宅制群征》，可能是校对不精吧。其中又略掉几位传记，其中包括“白多禄、费若望、德方济各、华若亚敬、施方济各”、“李多林、冯若望、张方钟、张万效、王幅”、“袁在德、刘廷瑞”、“吴国盛”。至于略掉的原因，众所周知。

新版的《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亦出现类似错误。

看到几本新书，其一是Charles Taylor的《A Secular Age》，Taylor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以前看过他的《自我的根源》，对现代性的形成与产生有较多了解。A Secular Age获得了2007年的Templeton Prize，奖金高大80万英镑。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则是我所感兴趣的用社会学研究当代宗教的著作。作者Alan Aldridge。第一章主要讨论宗教与多样性的挑战，尤其关注“文明的冲突”。第二章则是讨论宗教定义这个古老的问题。不知道其中会否有新意？第三章则讨论诸种宗教运动，主要关注分类问题。第四章则讨论世俗化，十分详细。第五章世俗化的挑战：新范式。则是讨论理性选择理论。第六章则讨论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第七章则讨论公民宗教与政治礼仪。第八章则讨论洗脑与膜拜团体。第九章则讨论宗教认同等问题。

内容十分有意思，但时间不够，只能另辟时间细读。

《会通中西》及其他

2007-09-20T23:56:00.001+08:00

好长时间没有认真看书了。自从应付Qualify之后，就一直为俗事所纠缠。直到去比利时，还有最近为了开题。如果人生没有这些琐碎的程序，该多好。或许，某一天，能在某个幽静之处，古卷灯黄，自娱自乐，何其妙也。

还好，好友吴家齐是个爱读书之人。不仅仅自己读，还经常给我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学术信息。最近，他不仅赠给我一本新近出版的《吴渔山集笺注》，还借给我《会通中西》以及夏伯嘉的一篇论文。

所谓“书非借而不能读也。”借来的书，自然要珍惜时间细看。不过，这本研究王征的《会通中西》，仅以《奇器图说》等书为例，说明王征的机械设计思想。很少涉及王征的家庭、信仰及其宗教生活。再看完introduction之后，我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疑问：《奇器图说》应该是王征与耶稣会士邓玉函的翻译作品。能否代表王征自己的设计思想，甚至扩大为明季的设计思想，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一个疑惑就是，王征的这些发明，是否只是一叠图纸加说明？有没有付之实践？明季不是有位不是喜欢操弄斧金、自己装做木匠吗？而把朝政交给阉党，为害不浅。

夏伯嘉的论文，可谓寓意深刻。能从一篇葡萄牙文的档案发掘出如许大的论题，确实不易。龙华民可谓挑起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人。虽然，其挑起礼仪之争与后来的礼仪之争有很大不同，但却成为后来方济各会所引发的礼仪之争的导火索。或许龙华民并不理解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儒家经典来诠释基督教。或许龙华民以为利玛窦等人真的要将基督教“儒家化”，或许龙华民太过死板，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

或许，龙华民只不过从信仰或教会的立场，纠正利玛窦等传教士的错误，认为要保持天主教的纯正以及统一，不可以向异教或异文化妥协。但显然，龙华民所挑出来的问题，正是罗马教廷所关注的问题：此不仅仅是天主教的纯正，而是教会的权威。换言之，对异教或异文化的解释权是在教宗手中，任何人无法进行解释，包括后来的康熙皇帝。耶稣会士以为康熙皇帝的证词以及中国信徒的证词，可以改变罗马教廷的判决。但是，毫无疑问，罗马教廷的权威站了上风。

利玛窦是最聪明绝顶的人。难道龙华民就那么笨吗？

夏氏在其文章还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明清天主教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其云，明清天主教相当忽视乃至蔑视回教。至于其原因，莫过于天主教自身的优越感使然。

夏氏所研究正合我意。龙华民在山东传教时，花了不少精力投入到社会资源与人际关系的维持上。当时不少高官、皇族、巨卿与之交接。甚至还有内廷的人与之往来。但人情冷暖，不少人因为事态变化，而不再有权势。尤其时鼎变之后，皇亲国戚已成阶下囚，龙华民的人际资源全部失去。可谓世事难料。

相反，那些苦心积虑经营中下阶层的传教士却获得相当大的支持，福建、浙江的天主教在清初仍然有较大的增长与持续的发展。因此，人际网络对于明清天主教的发展来说异常重要。

夏氏的著作中还提及我所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那就是明清天主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惜未深入。

最后，夏氏似乎与黄一农类似，对于历史人物的感同身受，使之以青州道佥事陈宝鑰与女鬼的故事作结。此诗是那个美丽而早死的衡王宫嫔所写的：

述宫中旧事

静销深宫忆往年，楼台箫鼓遍烽烟；
红颜力弱难为历，黑河心悲只学禅；
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
梨园高唱升平曲，君试听之亦枉然。

其中历史的苍凉感油然而生。

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会为后来的历史学家造多少苍凉故事呢？

论偏见

2007-09-20T23:16:00.000+08:00

某私企老板曾说，她不会招聘河南籍或安徽籍的员工。言辞之中，好像河南人或安徽人有多么的差劲。这种言论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偏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顽疾。

偏见，顾名思义，就是偏向一边的意见或见解，也就是不公正、不正确的意见或见解。它往往与固执己见有关系，也会带来歧视等不道德的行为。单纯的偏见就好比斜视一样属于个人行为，是对事物或事件认识不清而造成的，至多造成个人认识的不正确，影响个人的判断而已，因而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也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只要纠正自己的看法，重新认识事物或事件就可以了，但是群体性的偏见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群体性偏见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偏见，象上面提及的私企老板对河南人或安徽人的偏见一样，河南人或安徽人这个群体就被贴上标签，当另一群人看到这个标签就会立即产生偏见，即不正确的认识。这些标签是谁贴上去的呢？当然是偏见者。就象售货员给商品贴上标签一样，人也有同样的行为与习惯，喜欢将某个群体或事物贴上标签，以方便记忆与识别，这或许体现出了人的某种惰性和习性。

这标签的内容取决于偏见者。如果偏见者根据现象判断该群体不是具有良好品质，那么它就会给它贴上一个不好的标签，比如有些人一看到或听到河南人就认为河南人太坏，不诚实，喜欢偷盗，有艾滋病等，也就是把河南人等同于这些含有价值判断的词汇。决定偏见者这些标签内容的是流言，传闻或某些间接得到的信息。当然也有直接信息，如自己的亲身经历等等，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间接得到的信息，而且是坏的信息。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坏的信息传播速度很快，而一旦被受众接受后又很难改变。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或天性。这些坏的信息自然很容易被人记住，因为坏的信息会让人在心里形成某种防范意识。也只有坏的信息才会让人产生防范意识，而一旦有防范意识，自然而然就难以改变这个坏信息所造成的影响。好的信息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或者说是人的这种预警意识让人对坏的信息的关注远大于好的信息。对于好的信息或许经眼即忘，而对于坏的信息则会很难忘记，反而刺激受众形成某种假象，即如果是受众自己遭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就是某种预警意识，以预防受众也受到同样的攻击与损害。当关于某个群体坏的信息越积越多时，受众自然会给这个群体贴上含有价值判断的标签，而一旦听到或接触到这个群体时自然会产生警惕与防备。

这些坏的信息大部分是间接信息，也就是道听途说的，而人性恰恰有天生的好奇心，总是对这些信息感兴趣，因此间接信息总是占据了人们信息来源的主要通道，如现代社会中的新闻报道等等。

中国人喜欢给某群人贴标签很早就开始了，比如《山海经》里就有，而后来所谓的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等称呼无不表明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偏见与歧视。中国人喜欢将地域分割作为群体的划分标准，彷佛地理空间决定了这群人的主要特征，谚语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常以地理位置划分不同种类的人，如认为东北人强悍，山东人豪爽，上海人小气，四川人爱吃辣的等等。

地理空间决定论固然有其道理，因为特定的地理空间实际上不仅指外在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包括该地域上所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就是整个生活空间，它必然影响和决定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性格、特征和习惯等等。但是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人心灵的懒惰的表现而已。它抹杀了个体性，抹杀了群体中个体的特征，如不一定所有东北人都强悍，也不一定所有南方人都秀气等等。这是最显见的事实，但中国人不管这一点。

灵魂的懒惰似乎造成了这种贴标签和以地域划分人群的做法。实际上也反映出人性中的某些共同性，那就是投机取巧。贴标签与地理划分是最方便的区分法，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地理空间来说，这种方法最适合不过了。

但这种方法体现出某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恶的东西，那就是某种身份意识。古时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原，是最开化的地方，享有发达的文明，而周边的东南西北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这种高高在上的歧视心理一直存留到今天。当我们给某群人贴标签或以地域划分人的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在作怪。

这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在思想上的强奸，强行把自己的看法加于别人之上，而一旦形成共识之后，这种强奸就变成合法的了。因为它已被接受成某种事实。这也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不合理的划分。中国人喜欢以“我们——你们”这种格式来划分，喜欢将自己与他人按地域来决定身份认同。如果是同一区域就觉得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而不属于同一区域的就是你们，自己与他就毫无关系了。

因此偏见的产生既有某种于生俱来的本性的原因，也有中国人长期形成的陋习的原因。要改变偏见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下手。

要改变人的本性恐怕极其困难，而要改变这上千年来累积起来的恶习也谈何容易？那么该如何入手呢？教育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改变那种以地域划分人的做法就必须强调差异性，而不以地域作为某个整体的决定因素来加以强调。要加强公平教育，反对偏见与歧视。另外一点极其重要，虽然这些坏的信息大部分都来自道听途说，但其最终来源还是坏的事件，因此减少这些事件的发生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即使再宣传好的事情试图给人们传递好的信息，以改变固有看法是最愚蠢也最没有效果的行为。一个坏的信息所造成的后果是一百次好的信息也改变不了的。人总是记住有可能对自己带来损害的信息，而对那些好的与自己无关的信息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因此被偏见对待的人或群体固然可以责怪或批评偏见者不正确的认识与价值判断，但要改变这种偏见则需要从自己的日常行为、一举一动出发，杜绝对别人造成损害的事情发生，这样才是最根本的。

这并不是将偏见归结为人的本性而推卸掉偏见者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偏见者自身的偏见往往是由间接信息造成的，即使是直接信息，也不能将之推及他人，更不可以将整个群体都贴上标签，因此偏见者也必须为自己由偏见所带来的歧视负责。偏见者必须更新自己的认识，必须清醒认识到自己的看法只是反映一小部分人或某些人，而不是整个群体，更不可以据此给某个群体贴上标签或扣帽子，由此所导致的某些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偏见者往往具有某种优势，经济上，社会上，或政治上的等等，偏见者依据自己的优势毫无顾忌的歧视另一个群体。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偏见反映了某种社会分层及社会关系。或许在本文开头所说的私企老板的思想中，河南人或安徽人就代表了落后、愚昧，而自己则代表了先进、有文化。这种偏见就是身份与认同上的区分，以显示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殊性。

对另一群体或某个人的偏见会带来某种快感，与强奸所带来的快感不同的是偏见所带来的快感是合法的，只要不产生法律上的后果。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强奸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就这样在文明发达的社会中进行，可笑乎？可叹乎？

知识分子的终结

2007-09-20T23:13:00.000+08:00

對於我們這些註定以後要搞學術研究、從事教育科研的人來說，可以算是潛在的知識份子。但我卻為是否要與他們為伍感到猶豫不決。為什麼呢？是因為我為現在的知識份子感到羞恥，感到不安，感到心痛，感到憤恨。

前不久，我碰到一位攻讀某專業博士學位的同學，不經意聊起他們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情形。據他所述，他們是在京郊某著名溫泉度假勝地開會，晚上住的是七、八百元一晚的高檔賓館，吃的更不用說了。至於泡溫泉、洗桑拿、進高級娛樂場所等等也不在話下。其中，他所提到的住一晚要花七、八百元，讓我匪夷所思。這位同學也感到十分不安。或許是因為我們都來自農村，深知農民的貧苦。這七、八百元相當於農民兩個月的收入，相當於打工妹、打工仔一個月的工資，相當於一個窮學生三個月的伙食費，相當於山村小學一個學生一年的學雜費。這位同學或許是頭一次遭遇這樣的事情，內心裏或許十分不平衡。但我對此類事情的反應已經不再如他那般敏感和強烈。

就像一隻被放進油鍋裏的青蛙，鍋裏的油被慢慢地加熱，青蛙就不會由於油太熱而奮力一跳——或許這一跳能讓它逃脫隨後的、因為習慣了而無力反抗而死亡的結局。它只會慢慢學會去適應、去習慣，然後就在即將到來的高溫中死去——這時，它再也不能奮力一跳，因為它不會做出這樣的反應。我現在就是那只在慢慢加熱的油鍋裏暢遊的青蛙，不僅沒有跳，而且還悠然自得。是把危險當成了幸福，還是習慣就成自然？

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因為聽得多了，見得多了，經歷得多了，也就適應了，習慣了。存在就是合理的嗎？不是，存在不一定合理。但存在卻讓人覺得合理，不然它為何能成為存在？正因如此，如許多的人就權且把它當作合理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自得其樂，不亦樂乎？

而且，古今文人士大夫聚會、遊樂之風何嘗不盛？吃喝玩樂亦非常情之外的事。明季江浙一帶的聚會活動的規模更是前所未有。一晚上吃喝所留下的垃圾就堆滿了整個山頭，而其間所發生的風流韻事亦為人所津津樂道。古人尚且如此，何況今人？

據我所知，開研討會、聯誼會、吃飯喝酒等等幾乎在每個專業裏都有。到風景名勝區開會，到高級賓館裏開會，到國外去開會等等，五花八門，名目繁多。除了開會，還有什麼呢？

暑期在香港參加活動時，曾聽一位來自河南某大學的同學說，他們系裏有一位老師，多麼霸道，多麼不學無術，多麼蠻橫。自己沒有學問，就嫉妒別人。自己不學無術不要緊，還要把別人變成和她一樣。誰不聽話就排擠誰，就和誰過不去，就卡誰的學生。而偏偏這位老師有很重的後臺，誰也動不了她。弄得這位同學時刻擔心著自己能不能畢業，因為她的導師就與這個人有矛盾。

這種人能在學術中混，真讓人難以理解。對這些人或許只能聽之任之，誰有學問，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與她爭個高低。而對那些有點學問或者很有學問卻又霸道的人該怎麼辦呢？排擠新人、打壓學問比自己好的；拉幫結派，占山為王；時刻注意著那些在學問上對自己有潛在威脅的人；仗著名聲粗製濫造的。如此等等。這就是另一類的學霸。中國自古就有各種“霸王”，村子裏有村霸，大路上有路霸，山頭上有山大王，朝廷裏自視學問高人一等、千方百計打壓別人的也大有人在。如今的學術界何嘗沒有？

這兩類人把學術圈子搞得烏煙瘴氣，“讓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想不到學術界這麼黑暗與混亂。”這位同學所說的或許太過於悲觀。因為即使有這種人，學術界不一定就如一潭髒水。有了這些人也不一定表明中國學術界多麼黑暗、多麼腐敗。我們要“同情的理解”。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太大，不得已而為之；他們付出多而收入少，沒辦法而為之；他們都有自視清高的毛病，誰也看不起誰。因而，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這樣的事就在我們身邊發生著，在我們學校裏，我們系裏，都曾經或者正在發生著。但是在這些現象背後，我們能發現什麼呢？

可以歸結為現在的知識份子缺乏良心或良知。

這也是顯然易見的事。知識份子這個階層自古至今都是一個寄生的階層。它依附於統治階層，充當歷史舞臺上的小丑角色，上蹦下跳，極其能事以取悅主人，以分其一杯羹。一類於茫茫草原上的食腐動物，吃老虎獅子吃剩下的動物屍骨。他們不直接從事生產，因而不直接創造出生產力。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不重要。他們在歷史的進程中曾經起到了重大作用，甚至會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和進程。從孔孟到董仲舒，從程朱到王陽明。近代的“四人幫”裏不也有文人出身的嗎？

為什麼知識份子缺乏良心呢？

儒家不是言每個人都有良知良能嗎？不是說“人之初，性本善”嗎？此言不假。人生來就有向善的傾向，即是言，有善的潛在。但當人長大以後不一定都能保有“赤子”之心。進入社會之後，惡的傾向就被啟動了，而善的傾向卻日益萎縮。

那麼罪惡就來源於社會嗎？而社會不同樣是由人組成的嗎？確實如此，是社會讓人日益失去自主向善的選擇和能力。這是因為社會缺乏某種體制和道德。這在學術界是最為顯明的事實：並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更無崇高的道德精神目標。那麼知識份子缺乏良心是理所當然之事了。

學術界沒有自己的行業規範自不待言，甚至有人自視清高，認為大可不必有。而自視自己所從事的職業高人一等，是最偉大、最崇高的工作，不必、何須什麼規範，全靠自律即可。正因如此，過分自信於自律，才造成對因體制缺乏所造成的集體無意識的腐敗墮落的熟視無睹和習以為常，才造成這種惡性循環：惡人驅逐善人。

而另一個方面，古人還有“文以載道”之說，以承繼道統為己任。古之文人士大夫也曾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繼往聖之絕學，開來世之太平”的呼號。縱使他們沒有為老百姓辦過一丁兒實事，但也表明他們不是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不是被養尊處優的，不是寄生蟲，而是和老百姓處於同一條戰線上。

而這兩個方面：崇高的使命感，即內在的道德目標，和關切民生，即外在的務實作風，幾乎都已消失。如今的知識份子有什麼樣的內在價值目標呢？又有什麼樣的外在為人處事作風呢？或者說，知識份子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剽竊、嫖娼、“非法移民”……。他們儼然就和普通市民一樣，只是分工不同而已。這也沒有問題，社會的發展使然。但是它又不是一種職業，它沒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規範。

這種缺乏源於某種體制上，而更深層次原因在於他們缺乏反思的能力。良心有兩個層次的含義。第一種就是如中世紀神學家所言，良心（conscience，syndersis）是自然律在人的心靈上銘刻的規則，亦即趨善避惡的傾向和能力。另一種含義就是反思自己行為的能力。很明顯，知識份子缺少的正是這種反思能力。他們已忘卻自己的身份，忘卻知識份子這一職業的道德標準。

但是缺乏良心並不並不意味著就是惡人，因為並不是所有缺少良心的人都會作惡，但一個事實就是，要麼行善，要麼就成為惡的同夥或默認的支持者。缺少良心的知識份子就是腐朽墮落的惡人的同夥。他們的公款消費、過度奢侈、以權謀私就是對善的拒絕，對惡的親近。

要求每個知識份子都有崇高的道德目標和精神追求，顯然是過分。那種能夠承繼道統、心憂天下的文人形象已經成為歷史中的神話。現在的知識份子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已。我們以前太過分的把改變社會、改變歷史的重大責任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對於他們，我們的幻想多於現實。對於他們，我們內心裏不應該湧起那種為了老百姓身先士卒、為了國家民族廢寢忘食、為了公平正義奮不顧身、為了道德尊嚴義無反顧等等種種圖畫。也不應浮起“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錚錚鐵骨，慷慨就義”、“一介布衣，三分天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等形象。他們就是普通的人，同樣追求人的世俗幸福與快樂，同樣有人性的弱點，同樣會犯罪，會做惡，會遺臭萬年。不能再過分地要求他們了。這一切該結束了。

但是，作為一種職業的知識份子到底承擔著什麼樣的責任或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知識無疑是他們生產的首要產品。他們首先要為知識產品的品質負責。那種粗製濫造、毫無內容、甚至東拼西湊、陳詞濫調、剽竊的產品可以說是合格的產品嗎？其次，知識份子這個職業大部分兼帶有教書育人的功能，因此又必須具備為人師表的職業道德要求。大吃大喝、奢侈浪費、拉幫結派、自私自利等還不至於被教師這一職業所允許的吧？

如果達到上面兩個最起碼的職業要求，那麼哪里有本文一開頭所出現的情況呢？試想想，如果連知識份子都不能恪守自己的職業道德，那麼這個社會該是什麼的樣子呢？

每次去參加同學或老師間的飯局，高消費一番之後，我就想起了家鄉的貧苦鄉親。我們一桌飯最多能吃掉2000多塊，最少也有200塊。而山村農民一年才掙到幾千元，一個月也只有6、7百。這種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嗎？如果僅從職業分工的角度而言是合乎情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我們所吃掉喝掉的正是農民的鮮血和生命。只因為他們出生在農村，而我們在城市，他們沒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或許比我們更有能力，也更勤奮，但這空間的非決定因素卻決定了他們的一生命運。那些打工妹、打工仔和我們同樣的年輕，而他們卻要辛苦的工作，將自己的幾十年的青春全部以低廉的價格出賣給包工頭或資本擁有者。我們是這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我們再對那些曾養活我們、支撐起整個社會的窮苦百姓加以漠視，甚至鄙夷的話，那麼我們就連畜生也不如了。

宗教对话与冲突：略议明末佛教与天主教论争的特点、内容与原因

2007-07-18T13:07:00.000+08:00

宗教对话与冲突：略议明末佛教与天主教论争的特点、内容与原因

两种不同宗教的相遇必然会产生宗教对话与交流，倘若双方都在平等的立场上，主动的与对方进行对话和沟通，那么，对话将会导致积极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常常由于宗教自身的排他立场和为了传播自身宗教的原因，宗教的相遇常常成为论争的开始。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与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之间。

一开始（1615年以前），中国佛教对待这种异质的来华天主教相当冷静与平和，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这与佛教宽容、大慈大悲的主张与处世态度相一致的。佛教僧众一如当时的士大夫一样，对这个西洋宗教还采取观望的态度。其原因有三，一则当时来华的耶酥会士的传教目的并非异常明显，他们采取“文化传教”的策略，因此，一开始只为了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中，以被当地中国人所接纳与认可，例如，当时与利玛窦交游的李贽认为，利玛窦来华的目的令人捉摸不定；二则因为当时耶酥会刚刚来华，还未在中国立足，很多地方老百姓与官员对这些“极西”修士还不是很接受，耶酥会士传教的成果还相当有限，因此对当时的明季社会还未造成重大影响，也未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三则因为人们被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科学所吸引，而忽视了其宗教意图，另外，由于利玛窦也宣扬是为了仰慕中华文明而来的，因此，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没有注意其传教目的，所以当时的佛教也安于自身在中国的优势，并没有意识到耶酥会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然而，利玛窦死后五年，即1615年，明季名僧之一云栖株宏就写了三篇名为《天说》的文章，用它来批判天主教教义的荒谬与可笑，这实际上就开始了明末佛教与天主教的大论争。接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三次上疏万历皇帝，要求“毁教堂、逐教士”。同年，万历年皇帝颁谕禁教，驱逐传教士，这就是明末第一次教难：“南京教难”。从万历四十四年到崇祯初，一方面官员对天主教施行压制的政策，传教活动被迫停止，另一方面，与此相配合的就是佛教对天主教的大辩难，可以说，佛教对天主教的辩难占据了情势上的优势，又得到信众的支持，因此对天主教的冲击不可谓不空前猛烈。

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订正印行《圣朝破邪集》八卷（亦题《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就是对万历、崇祯年间佛教僧众（部分儒家士大夫）对天主教辩难的文献汇编。在总结佛教对天主教论争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些论争有何特点？

第一，佛教论天主教时，常常不自觉的将之套上“异端”、“邪教”的帽子，这是与当时官府驱逐天主教的理由如出一辙（如沈㴶所说的，天主教不尊重中国风俗，又劝人不忠不孝等等），因为，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并且已经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儒学相融合，佛教也成为当时中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与学说，因此，佛教自身也以“正统”自居，故而对天主教自诩为“真教”、“公教”、“圣教”，佛教就毫无忌讳的称之为“左道”、“邪术”，其实不知佛教之初入中国时，也曾被当作与儒家不类的“异端”。

第二，佛教在论辩中，非常注重传教士和当时中国天主教信徒的著作，如《天主实义》、《圣像略说》、《圣教约言》、《三山论学记》等等，充分反映了佛教对义理和教义的重视；同时，佛教对天主教著作的重视，实际上也反映了佛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天主教的唯一神论与佛教的无神论（空论），天主教的原罪说、拯救说与佛教的“人性即佛性”、“每个人都可成佛”等观点，以及天主教的斋戒与佛教的戒律等诸教义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第三，从区域上看，明末佛教对天主教辩难的主力主要集中于江南特别是江浙闽赣地区，如杭州云栖寺的云栖株宏、福建黄聚寺的费隐通容以及宁波天童寺的密云圆悟等等。这主要是因为江南一直就是明末佛教兴盛的地方。另外则是因为天主教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因而在这些地方，原本十分发达的佛教遇上了迅猛发展的天主教，比如说有些明季的高官皈依了天主教，如入阁的大学士徐光启等等。这就引起了佛教的相当忧虑与不满，也对天主教所造成的威胁十分敏感，因而辩难的发生可谓十分必然。

第四，从论争的内容与方法上来看，佛教主要采用了四种论辩手段，即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以佛辨天和以王治辩天。以天辨天，就是从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的著作中寻找其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之处，从而论证其荒谬。以儒辨天，就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著作中所引用的儒家学说，而仔细辨别原意，指出传教士或其信徒有意误解、曲解，实则非儒家本来意思，从而证明其就是“异端邪说”。以佛辨天，就是用佛教教义来批判天主教的教义，这实际上就是佛教与天主教二者的真正对话。以王治辩天，主要是针对有些传教士和信徒（如徐光启）宣扬天主教可以“怂动人心”、“为善必从”、“去恶务尽”，有利于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补益王化”，从而有助于王朝统治的巩固，佛教却批评天主教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以夷变夏”，打乱帝国的伦理纲常，实则不利于帝国的统治。前三种的辩论，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学术与义理之辩，而后一种实则为一种手段和伎俩，不过也常常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与认可。南京教难时，沈潅的奏疏中就曾使用了这种手段。

第五，从论争的参与者和规模来看，佛教对天主教的辩难可谓是一次规模宏大、僧人与信众共参与、不同地区都有人参与的运动。比如“白衣弟子”黄贞等，曾为反教运动积极奔走呼号，如其所写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和所编的《破邪集》等等。

从《圣朝破邪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佛教对天主教辩难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是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与反应，如《破邪集》的“序”等。

其二是对天主教义教义如天主说、人性论、救赎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基本教理展开具体辩论。在这一点上可谓琳琅满目，辩难十分丰富，如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二辟诬天”就对具体的人性论、天主说、天堂地狱说进行了辩论。又如陈候光的《辩学刍言》中的“西学辩一”、“西学辩三”、“西学辩四”、“西学辩五”就是对天主、人性、创造论、性理问题的辩论。又如戴起凤的《天学剖疑》、虞淳熙的《天主实义杀生辩》、释圆悟的《辩天说》等等。

其三，对天主教对佛教思想如轮回说、杀生诫、心性论、修行观等思想驳难展开反批评，如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七辟窃佛诃佛种种罪过”，就对天主教对佛教的批判展开的反批判，又如黄贞的《不忍不言》等等。
其四，则涉及到天主教传播所引发的“夷夏之变”与宗教伦理之争。如张广湉的《辟邪摘要略议》等等。

其五，则是对天主教有关儒家的看法的批评与反驳，如黄贞的《尊儒亟镜》、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四辟贬儒”、“五辟反伦”、“六辟废祀” 等等。

那么，佛教与天主教发生辩难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关。一开始，利玛窦就潅立了“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并以佛教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视为自己的最大敌人，如利玛窦所说的：

“且佛人中国，既二千年矣，琳宫相望，僧尼载道，而上国之人心世道，未见其胜于唐虞三代也。每见学士称述，反云今不如古。若敝邦自奉教以来，千六百年，中间习俗，恐涉夸诩，未敢备著。其粗而易见，则万里之内，三十余国，错壤而居，不易一姓，不交一兵，不一责让，亦千六百年矣。上国自尧舜来，数千年声名文物，悦以信佛者奉佛者信奉天主，当日有迁化，何佛氏之不能乎?”

利玛窦的“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得到了明末士大夫的积极响应，如大学士徐光启就认为，天主教理“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

第二是与天主教对佛教的批评有关。利玛窦既然已经确定了“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一方面就积极附会古典儒家思想，以证明天主教与古典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致的，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因而可以改正近儒的弊病，可以回复到古代儒家的思想中去，这种想法与当时持有批判思想的士大夫可谓不谋而合。这些士大夫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其不满，因而把这种现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近代儒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偏离的经典儒家的本来思想，如徐光启在皈依前就热心于实学，而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实则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传教士就积极地批判佛教，认为佛教的教义荒谬无稽，而佛教中稍微可取的东西则认为是窃取了天主教的，利玛窦还杜撰了汉明帝西去求法，本来要求天主教，而未至大西，遂取得佛法的故事，无不在说明佛教是不足为信的崇拜偶像的低级教派，而天主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教士对佛教的大肆攻击，加上皈依后士大夫对佛教的摒斥，才引起了佛教的强烈回应与批判。

第三是与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和佛教自身的危机感有关。由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得到了士大夫的认可与支持，官方对天主教的传教行为也无异议，天主教就在沿海、江南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这实际上就严重威胁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不少佛教信徒还改信了天主教，如明末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等等，这就更加引起了佛教的危机感与对天主教的敌意和仇视。

第四是与佛教信徒（部分儒家士大夫）的积极反天主教有关，如黄贞等等。

第五，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儒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与思想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一开始并没有突显出来，因为天主教的著作还没有传播开来，天主教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这个时候，佛教对天主教还采取观望的态度，而随着天主教的发展，天主教著作的大量出现，人们更加容易认识和熟悉天主教教义与思想时，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就摆在人们面前了，并且，这些差异又由于传教士和天主教信徒对佛教的批评更加突显出来。
任何不相同的两种东西必然存在着差异，何况两种宗教？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关键是怎样对待这些差异。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好的、优越的、最后的，那么就必然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从而就认为异于自己的就是错误的、荒谬的，就是不好的、低级的、原始的。所以，对待异己的态度决定了两种不同文化或宗教相遇之后是心平气和的对话还是面红耳赤的争吵。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待异己的态度的呢？这实际上又与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教义有关。唯一神的宗教往往排斥其他的宗教，因为，唯一神不可能承认其他的神的存在。所以唯一神信仰的天主教必然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佛教，而佛教必然会一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而后又群起而攻之。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对话实际上存在着种种问题，最根本的末过于唯一神信仰如何对待其他神信仰？是坚持自己的信仰，还是放弃？还是不置可否？若坚持，则必然排斥其他神信仰，因为唯一神不可能容许其他崇拜其他神。若放弃，则会放弃对该宗教的信仰，因为唯一神信仰是信仰的核心，放弃了这个信条则无异于放弃了整个信仰。若不置可否，则又回到了未相遇以前的状态，互不接触与了解，各自相安无事，然而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了。那么该如何进行宗教对话呢？笔者以为：

首先要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正如孔汉斯（Hans Kung）所说的“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就不会轻易的排斥异己，就不会轻易的给对方下结论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其次要采用现象学“悬隔”的方法，对于差异的部分要暂且放置一边，而把侧重点放在共同之处，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求同存异”的方法。

第三，对于共同的地方要互相承认，并且共同遵守，而对于“悬隔”的差异的部分，首先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在共同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以发现更多的共同的地方。

第四，有了共识之后就要转变观念，改变排斥的态度而转为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态度。

因此，假如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也采取上面所说的“宗教对话”的方式，那么在天主教遭遇教难（儒家反教）之后，不一定会遭到佛教反教的雪上加霜，其在中国的传播也许会更加顺利，发展也许更加迅速。当然，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当下和未来，但历史的经验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与思索。

明朝国子监的太学生读什么书？

2007-05-04T21:41:00.000+08:00

明朝国子监的太学生读什么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在定都南京前曾颁布《公子书》、《务农技艺商贾书》等书籍给文武大臣。洪武初年就诰令天下，立学校，兴教育，于是家有塾，党有庠，县有县学（名其堂曰“明伦”），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在京师则有太学（名其堂曰“彜伦”），并颁五经四书及子史诸书，御制之书三十余种，敕修之书三十余种。朱元璋之“崇文”无非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武以治国，文以安邦”，“创业之初非武无以弥乱，守成之后非文无以致治”等等。

那么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它的学生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呢？

笔者日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阅览室里发现了一本有王国维印签的《明太学经籍志》，读此书可为我们初步解答上一问题。上虞人罗振常（罗振玉的弟弟）在该书序中说，其于“甲申避乱海上”，偶然看到散出的天一阁所藏《皇明太学志》，于是别录其中的经籍部分书目而付刊成此书。也就是说，此书所录实际上是太学所藏书当中的经籍部分，更具体一点，此书是选自明嘉靖郭磐所纂《皇明太学志》卷二《典制下》中的《经籍门》。当时南北国子监均有藏书，尤以宋元版为多，两监书目亦为不同藏书家所收藏，如天一阁等，但后多散佚，不为后世所见，因此，罗振常认为，此书之刊，“从此两监均有书志”，“谅亦考古家所乐闻也。”

总体来说，太学生所读之书主要是孔子所定之经书，正如洪武六年八月洪武皇帝对文臣所说的“尔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并同时告戒不要读苏秦张仪等人的书，因“苏秦张仪繇战国尚诈，故得行其术，宜戒勿读。”十四年，洪武又令国子生读刘向的《说苑》等书。十五年又令礼部官修治国子监旧藏书版，并谕之曰：“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十九年将《御制大诰》颁赐给国子生，二十八年又将《诽谤榜册》等书颁赐给国子生。永乐二年，再次重修国子监经籍版。随后永乐皇帝和其他皇帝陆续将《古今列女传》、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御制为善阴骘书》、《御制孝顺事实》、《御制五伦书》、《历代名臣奏议》、《明伦大典》、《大明集礼》等书颁赐给国子监，这些书初步构成了国子监藏书的主要内容，或者说，这些书籍成为太学生必须阅读的主要部分。

国子监藏书使用的是红色和黑色书橱。藏书楼（匾额题为“崇文阁”）中间为一个红色书橱，共收藏有6种582本书，左右共有两个黑色书橱，共收藏有50种1777本书（包括字帖87帖）。另外，在东厢书橱里藏有8种86本书，西厢书橱里藏有15种176本书。还有堪印书版23种3541块，残缺不全的书版也有47种。因此可见，到嘉靖时国子监所藏的书共有79种2621本书（包括字帖87帖）。

从国子监藏书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当时太学生所读之书。除了上述皇帝亲自颁赐的书籍之外（它们主要收藏在藏书楼中间的红色书橱中），他们所读之书应以左右两列黑色书橱中所藏的书为主，这些书主要为经类、子类和史类，包括四书、五经、廿一史等等。其中包括《易经》、《书经》、《诗经》等在内的经类共有14种636本，子类则有11种351本，史类包括《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记》等在内的21种达643本。可见，其中最多的当为史书，其次是经书，再次为子书。部头最大的书乃《通鉴纲目》，共14部，每部16本，共224本。再就是《性理大全》共6部，每部30本，共180本。然后就是《四书大全》，共6部，每部20本，共120本。以上的统计或多或少表明了当时太学生所要读的书的大致情况了。

除了需要阅读正统儒家的经、史、子之外，太学生们还需要阅读诸如《为善阴骘》等带有宗教性、宣扬儒家“福善祸淫”思想的书籍。此外，监生们还需要练写毛笔字，藏书楼中的《红佥字帖》43帖、《白佥字帖》44帖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当然，在经、史、子之外，太学生还要阅读诸如《临川集》、《陈情出师表》等集类书籍。同时要阅读《山海经》之类的艺文类书籍。又有图画类书籍《四时气候图》、《诗乐图谱》、《仪礼图解》等；药物类书籍《本草》、《药性珍珠囊》等；还有诸如《新官到任须知》之类的书。

另外，在堪版中又有《官吏监生粮票》、《日程课》、《粮簿版》等内容，大致可见当时监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上述大致可见太学生所读之书应以十三经、二十一史为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莫过于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性理大全》和《四书大全》，经营举子业的诸生无不要熟读此类书。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79种2621本书（包括字帖87帖）之外，在内容上说，太学生们还需要旁及其他类书籍，诸如天文、地理、诗词歌赋等等；在数量说，他们不仅需要阅读已经收藏好的2621本书，可能还需要阅读其他书籍（因为上述书籍只是“崇文阁”的“经籍”部分，尚有其他类书籍）以及根据堪版所印刷的书籍。当然堪版与已经收藏的书籍有些须重复，同时，太学生也不一定需要阅读所有的藏书。

从国子监所藏书的类别和内容来看，太学生所要读的书以儒家为主，更确切的说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其目的无非是：其一向监生们灌输各种封建礼法，为维持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即所谓“斯文也，小而修身齐家，大而治国平天下。言动之仪，伦纪之叙，事物理义之则，礼乐刑政之具，凡粲然相接，焕然可述，皆文也。”（该书所附《崇文阁碑记》）其二，因为这些监生们日后要成为朝廷官员，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格和训练相关技能，从而让他们能更好地胜任日后的官职，即所谓“他日辅翊吾君，跻一世文治于尧舜三代之盛。”（同上）总之，正如该书末所附《崇文阁碑记》里所赞的那样“维身之章，维国之光，匡扶圣化，上跻虞唐，民物阜蕃，礼乐明备，允显崇文，昌运万世”，这才是明朝皇帝重视教育的真实目的，也是太学生们读书的目的所在。

读史可以鉴古今。姑不论四、五百多年前太学生需要读的书达千本之多，只说近代民国时期胡适、梁启超等人也曾开列过基本的国学书目，如今的大学生能读的书比以前更多，可是真正在读书的大学生有几人？前不久听导师说，他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老先生带着读书，一字一句地读。听了之后，除了感叹之外，又感到不幸。在这个讲究速度的时代，读书也要“速读”，谁还能静下心来读“圣贤”书？这应该是我们读完这篇小文之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風云突變之際的中國與基督宗教

2007-04-11T23:48:00.000+08:00

今天晚上聽邢福增老師的課，忽然在大屏幕上看到這樣一首新詩，其名曰《破碎的國旗》，原文如下：

慈悲的父阿，這屋頂求你垂鑒

除了破碎慘淡的五色旗，

沒有別樣旗幟在那裡飄動

在這異族乘隙同胞自戕的時期。

旗下的苦同胞不敢懇求平安，

但求你保護這破碎的破碎的國旗。

……

慈悲的父阿，破碎的國旗之下

有赤眼狗在嚼餘血未乾的骸骨，

有被沾污而奄奄垂斃的孕婦幼女

在血溝裡洗滌那洗滌不淨的痛苦，

……

慈悲的父阿，你也得憂傷痛哭

像當日基督痛哭耶路撒冷一樣；

看這膏血潤澤了的肥田千里

無非是匪盜與異族射獵的圍場，

……

懇求你保護這破碎的破碎的國旗，

旗影底下的人只有你能眷念；

求你為我們留下傲骨嶙崢的中國人

在這個不理性的黑闇的黑闇的人間

其中“慈悲的父阿，破碎的國旗之下；有赤眼狗在嚼餘血未乾的骸骨，有被沾污而奄奄垂斃的孕婦幼女，在血溝裡洗滌那洗滌不淨的痛苦”，讓我感觸很深。這首新詩作于民國15年，作者就是近代基督教界非常有名的趙紫宸。

在這首詩里，充滿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強烈不滿與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感情真摯動人，今天讀來依然打動我的心。然來才知道基督教徒也是如此愛國，愛他們的同胞。

然而，其中存在的問題依然可見，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中的一部分，基督教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成為西方文化的象征。如何將基督教與西方區分開來呢？基督徒能夠做到這樣的決然分別對待嗎？實際上很難。有些東西能說是純粹屬于基督教，而有些東西能說不是基督教的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的社會中，人們對基督教的評價實際上負面多于正面。即將基督教已經定位為西方宗教、甚至定位為西方人的身份標識。換言之，成為基督徒不是增加一種身份，而是轉換身份，即所謂的“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

此在另一首新詩《牧師經》中得以體現，這首作于民國11年的新詩中，作者直接指出牧師“聽人罵洋奴，棄宗蔑祖沒恩分。”實際上就已經指出當時社會對基督徒的評價偏于負面。因此，正如梁家杰所言，成為基督徒是要背負十字架。

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社會評價呢？究其原因，應當從清末教案、不平等條約以及民族主義高漲談起。其中又要注意到中國傳統的政教關系深刻影響到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與處境。在不平等條約之前，基督教沒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而此時的中國正受到西方列強入侵的威脅。基督教毫無疑問就成為西方勢力的象征與代表，實際上也是如此——基督教對中國社會帶來太大的沖擊，批判性要遠遠大于建設性。在“刺激——反應”的模式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必然高漲，而此高漲必然導致對西方勢力及其組成部分的基督教的反彈以及排斥。而且這種排斥由于基督教自身的排他性更顯得突出，諸如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諸多傳統加以否定等等。

雖然有人說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間并無直接關聯，但非常可惜的是基督教入華之際適逢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之時。不能說生于斯、長于斯的基督教就與帝國主義之間沒有關系。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關系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些傳教士確實屬于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公民。而且他們宣揚的正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主流或核心文化。因此，成為基督徒自然就被人認同為“洋奴”。即在當時人的眼中，成為基督徒實際上就效忠于西方文化、效忠西方列強，就是對中國文化與傳統的背離與背叛。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即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之間產生如此對立、甚至非此即彼的對抗？而在明季的時候，天主教與當時的儒家之間似乎并沒有出現如此緊張的關系。相反，卻有不少高官士大夫加入天主教會。儒家天主教徒在當時社會中處于很高地位，具有重要的社會身份。

風云突變之際，往往會吸引更多人加入外來宗教。明季即是一例，無論這種吸引是否是一種“西方主義”，但確實能夠為當時社會與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與因素，引起中西雙方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晚清之際，雖然風云突變，雖然也有不少人成為基督徒，但時過境遷，再也很難出現類似于明季時的情景。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更難以覓得。

最難得的是那些處于文化與認同夾縫中的信徒，他們一方面確實需要信仰與靈魂上的得救，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獨自承受著中西不同文化之間因為政治、利益等世俗原因而造成的巨大張力所帶來的痛苦與折磨。我一直在想，文化或思想之間的差異往往不會成為現實中沖突的根本原因，相反卻可以成為彼此融合共存的契機。相反，那些人為的、物質的、利益的爭奪與沖突，往往成為文化或思想沖突面具背后的真面孔。而我們往往只看到這張面具，而忘了面具背后那張丑惡的人類嘴臉。

相關文章:<第四章護教陣營中之政治神學的分析>

張星曜與天主教之合法性（1）

2007-04-06T17:03:00.000+08:00

去年在網上就已經查到澳門中央圖書館藏有張星曜的《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以及《續編》。並已經與圖書館聯繫好要去檢閱。無奈時間緊迫，竟未成行。此次假中大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所組織的文化交流團赴澳門，利用一下午的時間匆匆一覽，雖未及詳細閱讀，但業已欣喜若狂。先是到達古色古香的何東圖書館，Cristina以及編目的工作人員熱情接待，Cristina並搬出20冊《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以及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出來，放在仿古的黑色書桌上。興匆匆但又小心翼翼的翻開一看，只是該書第25卷到50卷。但得以窺見全書概貌。此書是張星曜在康熙29年所編纂，其時年已58歲。其於1678年（即46歲）受洗入天主教。此書是張星曜受洗後編纂的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之前，即1689年左右其與洪濟合作撰有《辟妄辟條駁》。此書是專門從歷代通鑒、大儒文集以及天主教著作中，選取相關辟佛道之語句，分門別類，臚列而成，共50卷40冊，即“取佛老妄誕者辨之”。

在這25卷中，我們發現不少張星曜自己的按語以及其子張又齡（字度九）及其婿趙飛鵬（字扶九）的按語。可以想見，該書並非單靠張星曜一人的力量編纂而成。而對於我而言，特別想知道其編纂群體到底為何？因此對於前25卷非常希望能看到。於是我們就對工作人員說明。然而很不幸的是澳門中央圖書館因為6月份要辦一個展覽，該書前20冊已經拿到總館進行修復以便展覽用。但我們很不甘心如此與朝思暮想的“寶貝”擦肩而過，於是央求工作人員再聯繫一下，看能否去總館檢閱。

出乎意料的是該書前20冊仍在總館等待修復，於是我們可以去看。工作人員非常熱情的聯繫好陳潤明先生，讓我們過去就去找他。於是，出了何東圖書館，乘車去總館。一進去，說明情況，工作人員就搬出那一捆20冊書，心中真是那個高興啊。

但第一冊的封面損毀嚴重，不知是何原因。有些頁面字跡脫落，不知道是蟲蛀，還是其他原因。總之，有些字消失不見。第一冊非常重要，其中有序言、有凡例、有目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有介紹張星曜家庭背景的《家學源流》以及介紹編輯群體的《校訂及門姓氏》。本來已與圖書館聯繫時得知可以拍照，但不可以用閃光燈，但此時工作人員不允許，於是動筆抄吧。後來，終於抄完第一冊。但要想全部抄完50卷，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

該書在《書目答問箋疏•箋部舊稿》中有載，卷二《史部》雲，“康熙間仁和張星曜《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未刊。原稿舊藏豐順丁氏持靜齋。”又按獨山莫友芝（字子偲）：《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雲，“《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國朝仁和張星曜撰。以袁氏《本末》，未有專紀崇信釋老，亂國亡家為篇者。乃雜引正史所載，附以稗官雜記及諸儒明辨之語，條分類列，以此為書。星曜字紫臣，成書自序在康熙庚午，尚未刊行。同治丁卯，丁禹生收其手稿。”根據上述兩點，可見該書原稿應該藏于丁日昌的持靜齋，但我所看到的《補後編》扉頁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並沒有丁氏藏書印。該書應該不是原稿，而是重抄稿。

另外，我們還非常高興的以為澳門中央圖書館竟然藏有《通鑒紀事本末補續編》。若有，則當是張星曜另外一部人所未知的著作，但後來編目的工作人員告知我們，原來是編目錯誤。並非有另外一部書，而是《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的另20冊的目錄而已。

其中“劉氏嘉業堂”為清末民初吳興三大藏書樓之一，其他的有張均衡的“六宜閣”、蔣汝藻的“密韻樓”等等。劉氏即為劉承幹（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別署求恕居士，乃父劉錦藻，曾編纂有《國朝續文獻通考》四百卷。其祖劉鏞（1826—1899）。其幼年出繼給叔父劉安瀾。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貢生，三十歲起，開始大批搜購古書。劉承幹藏書的總數，據統計，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部，十六萬冊，六十萬卷以上。其主要藏書有：一為宋元古本；二是抄校本；三是明刊本；四是方志。其主要出版的書錄有，一、《嘉業堂叢書》，共收書五十六種；二、《吳興叢書》，收書六十四種；三、《求恕齋叢書》三十種，四、《留余草堂叢書》十種五、《希古樓金石叢書》五種等等。

可以想見的是，該書之成應該由劉承幹抄自于丁日昌的原稿本，並輾轉由澳門中央圖書館收藏。原來澳門圖書館並藏有其他嘉業堂圖書，其中有非常重要的翁方綱的《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等。因為當劉承幹嘉業堂沒落時，不得已將藏書售與他人。據周子美所述，當時如宋本《四史》、《竇氏聯珠集》、《魏鶴山集》都歸至寶禮堂潘氏，明抄《明實錄》轉讓於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永樂大典》讓給了遼寧滿鐵圖書館，後歸北京圖書館等等。抗日時期，嘉業堂一大批書被秘密運往上海，其中的1200種明版和30多種稿本售于了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後被送往臺灣。當時另有400多種明刊本於1942年10月流入了張叔平（字振均。一字子羽，長沙人）之手。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叔平將所持明版轉售于浙江大學圖書館（後存入杭州大學圖書館，近年來杭州大學又併入浙江大學）。據《杭州大學善本書目》（1965年）載，其書目著錄多有“嘉業堂藏印”字樣。

何東圖書館所藏《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為1950年葡萄牙人鐘斯（Jose Maria Braga）售與所得。至於《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如何被何東圖書館所收藏，則不得而知。

該書為理解天主教徒的信仰、思想、生活背景等多有裨益，諸如其提到其早期曾“問道於禪”，即表明其曾經對佛教非常瞭解，更曾深入閱讀過佛經。正如其在一按語中曾用佛經來反駁僧人一樣。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此書雖然是天主教徒所編纂，但總體來說，該書是作者站在儒家正統尤其是朱子理學的角度來批判佛道的著作。並對明代心學有所批評。此種思想與清初的思潮相一致。

該書的最大特色是對佛道展開猛烈攻擊，從佛道教理到佛道禮儀，以及最普通的佛道生活習慣等等均展開批判。雖然其中大多是運用儒家來攻擊佛道，並站在維護傳統儒家正統的角度來批判佛道，但其中天主教的色彩依然可見。

對於張星曜而言，天主教就是真正儒家，而今儒已經非儒家，因此天主教攻擊佛道與儒家攻擊佛道相一致。那些受到佛道影響的今儒已非真正儒家，所以對於張星曜而言，天主教與真正儒家是等同的關係。其批判佛道即是天主教的要求，也是真正儒家的要求。因此可以說，對於張星曜而言，其大肆攻擊佛道並非出於信仰天主教的原因，而恰恰是因為維護儒家正統的目的。

該書共50卷，幾十萬字，殆非張星曜一人可為。而其編輯群體共60多人，不僅有杭州人，而且還有外地人，如宛平人；不僅有漢人，而且還有滿族人。可以張星曜當時交遊之廣泛。因此，該書是分工合作而成。明清之際，杭州佛教異常興盛。張星曜等人如此反對佛道，殆與佛道興盛有關。當然，若需要深入研究該書，則當另擇時間細讀方可。

另需要提及的是，筆者在國內看古籍時，往往受盡管理人員的折磨方可一睹古籍之真面目，而每拍一頁時則收幾十元的費用。而去何東圖書館看此本書，卻受到熱情、細心與周到的服務，而且一切免費，並可以免費拍照（當然要關閃光燈）。當初，劉承幹藏書時，即明其旨為“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以公開閱覽、嘉惠士林”，於今藏有嘉業堂稿本的澳門中央圖書館一以貫之，可不令人欣慰哉！

谁是真正的恐怖主义？

2007-04-03T19:44:00.000+08:00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之。（援引自《红与黑》）

当一种话语被当作暴力借口时，当其被一种霸权用来侵犯他人自由与尊严时，我们是否可以说原先意义上的“话语”是否还具有意义？恐怖主义，沦为民主、自由等话语一样，已经成为“变异”了的词汇。它沾满了鲜血、浸淫了泪水，也伴随着坚船利炮、战机轰鸣。但是，一旦当它成为战争、暴力和压制的借口时，它只不过成为霸权的遮羞布而已。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恐怖主义的兴起，其源头还应当归咎于现代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当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蔓延到中东、非洲等因为种种原因而落后的地区时，一股新的敌对的反抗力量开始出现。它是反全球化，甚至反现代性。就此而言，原教旨主义就是其中的体现。当对抗与有效的国家或政权力量相结合时，与现代主义的冲突就变成与帝国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西方，一个令人充满向往又充满厌恶的词语。一方面是先进、富裕、自由、民主、高尚的化身。另一方面却是霸权、殖民、强制、蛮横、毁灭、破坏、卑劣的象征。西方征服东方的结果就是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在整个世界推行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推销他们的理念、宗教、语言与认同。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在西方的威逼利诱之下，无处可逃，无以应对，只有倒向西方的怀抱，纷纷走向现代主义的大门。

现代化就这样成为各个国家的优先发展目标。换言之，当代西方成为东方模仿与发展的目标。这在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更为明显。尽管他们只是宣传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而在政治上则含蓄的说，要实现本土化的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然而，毫无疑问，现代西方似乎成为全球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样板。仿佛只要发展，就必须西方化。

与此同时，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洋洋得意，开始推销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经济上成功了，所以文化上、制度上等所有上层建筑都是最优秀的、最好的。你们没有成功或者想成功，必须得靠我们这套上层建筑。那些具有救世情结的西方人，以后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开始了精神殖民或文化殖民。西方文化像大量繁殖的病菌入侵整个世界。

中东的反抗是有历史与宗教原因。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两希，即希腊和希伯来。其中代表是基督教文化。而中东是伊斯兰。两个一神教之间在历史上发生过大规模冲突与战争。而这种冲突一直留到现在，并被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侵入而加剧。这是最自然的反应：当一种强势的文化侵入本应团结一致且秩序稳定的区域，必定引起激烈的反抗与冲突。当其借助国家政权时，冲突必定演化为战争。

当处于弱势的文明采取暴力来对抗西方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反对现代主义。他们也在思考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应对全球化。但是，西方还没有等他们做出自己的调整时就已经让他们不得不采取暴力来昭示他们的理念，那就是他们不是弱小者，他们不怕强大的西方的威吓。

这就是恐怖主义。

他们也知道死亡，也知道痛苦。可是他们义无反顾走上了这条不归之途。对抗西方、对抗现代主义、对抗强势、对抗霸权。他们是勇士，是为捍卫自己信仰、捍卫自己文明的勇士。比起那些倒在西方怀中的文明“汉奸”“走狗”，他们不知要伟大多少、高尚多少。

所以，那些给他们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的人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或言是他们制造出来恐怖主义。他们只是想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想法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按照他们的理念构造他们自己的世界。真正的恐怖主义把冲突、不和谐、利益冲突、霸权强权带入本来信仰纯正、和谐稳定的社会之中，破坏当地的文化认同，造成社会分裂与混乱。

真正的恐怖主义就是那些带来社会分裂、带来不平等、带来理想幻灭、带来无意义的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金钱。

现在借以恐怖主义来打击国际或国家之中异己力量，更加让恐怖主义失去原初含义。现在所谓恐怖分子只不过是某些力量为了某些行为而制造出来的对象而已。

那些衣不蔽体、宁愿为了信仰而当人体炸弹的人，只能说是信仰的勇士，而非恐怖分子。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穿上好衣服、让他们自愿的拿掉炸弹，而不是用枪指着他们的头颅。

拿枪的人才是恐怖分子。

文明冲突以及文化利益

2007-04-02T20:06:00.000+08:00

很早就已经流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不少人的讨论与反省。究其原者，文明冲突论仿佛为现今世界的不安与战争提供了一个解释。然而，这种大而化之的解释无疑非常适合美国的对外政策。那就是说，原来并不是美国要世界不安宁，而是因为你们与我们文化之间相冲突。这其中就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但众人皆知的秘密，即利益之争其实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我有时在想，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强行突入，中国继续延续着自己的天朝上国的统治，当官的当官，为民的为民。对外闭关锁国或者有限开放，对内儒家秩序井然，是否依然可以维系着几千年以来的生存与发展呢？

这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假设。实际上，假如没有西方世界的侵入，中国是否可以仍然维持着诺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是否可以继续领先与世界？这就需要另一个假设，那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平等互惠的交流与贸易。通过这种开放的姿态，中国可以保持与世界的同步，甚至还可以领先于世界。盛唐之际，可为一例。

然而，中国的不开放政策实际上成为近代中国孱弱不堪的另一个主因。而资本主义急需要的世界市场，则是将中国无情的卷入近代化的历程之中。

所谓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不过是利益之争的遮羞布而已。如果没有利益之争，即使有再大的文明差异，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文明的差异最多成为纷争的潜在因素，而绝不成为实际冲突的导火索。要知道，没有人因为别人思想的不同于自己就要与别人大打出手。

实际上，往往是强势的一方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反而将纷争的原因归于弱者的想法与自己不一样而引起的。其中的霸王逻辑显然易见。

为什么强势者需要别人与自己一样呢？这可以从中国的暴发户现象中看得出一二，那些暴发户往往认为自己在经济社成功了，于是自己的想法等等也就高人一等。自然，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的逻辑依然是经济势力决定了话语权。

很多人来香港读书，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歧视！原因与上述不无关系。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本地人有自己一套的语言，他们以此构成自己身份的主要标识。同时，他们认为能说本地语言，即已表明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以及加入本地人的群体之中，因而就成为“自己人”，而非他者。而对那些不会本地语言的人，往往就成为被歧视的主要对象。

香港被殖民了100年，其中英语与粤语成为本地人群体的主要认同标识。其中英语当然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与身份之主要标志，而粤语则成为本地人群体的主要标志。这主要与殖民统治有关，英语是官方语言，那些达官贵族所操的语言当然就是英语，而粤语则是本地人的母语。因此，在此之外的普通话就成为大陆人的主要标志。而普通话所标志的大陆人当然就不同于本地人，而本地人常常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因为大陆人就成为落后、野蛮等代名词。

其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利益之争。歧视是畏惧“他者”对自己所属群体利益的损害，或者与之产生竞争。因为一般而言，外来者往往比本地者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歧视就是希望通过语言以及社会评介等公共途径来损害外来者的形象，以此抵制或破坏或降低外来者的优势，以巩固以及维系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

但随着情况的变化，普通话日益成为强势的语言，那些以前对普通话不屑一顾的香港人，看来要花时间去学普通话了，因为若不如此，他们就可能日益丧失竞争优势了。

天主、妾与两头蛇族（2）

2007-04-02T11:53:00.001+08:00

历史总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也总是某些人的历史。有些人注定要被历史遗忘。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不适合于当代人的需要。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恰如其分描述了此类现象。

悲哀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在《两头蛇》中，黄教授提到了王征的妾申氏。在其叙述中，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申氏只不过是一位小家碧玉，也可能会是大家闺秀。但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妇女的选择只有一种，即“已嫁从夫”。无论是谁的对错，她都不可能有自己的选择。或者，只有死亡才是留给自己的退路。然而，申氏在遭到夫君与之分居、过着有名无分的生活时，仍然待在王家，甚至在王征死后为其打理家务，独力支撑主诺大的一个家庭。其中的含辛茹苦、艰辛寒酸、孤寒伶仃，想想亦可知。王征与其分居，并非因为申氏不守妇德、操行有污，而是仅仅因为王征皈依了天主教。

因此，仅仅因为王征为了自己信仰的缘故而导致了申氏的悲剧。此种自私自利者，能否得到别人的赞同与欣赏呢？会不会在教内的学者会认可此种做法，而认为王征信仰坚定呢？

这种想法在不少学者的思想中是存在的，而且在明末的天主教会內甚为明显。甚至还拿王征与妾分居的事情作为信徒的表率，似乎是在说明，要想信仰坚定、信仰纯正，必须离弃妾。而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妾者也是天主所造，是否考虑到妾者将何去何从？

天主教对自己戒令的坚持，是否是在坚持自己的统一性与传统。但信徒是否真的为了信仰而如此？是否仅仅是某种心理使然，即交换意识，即以为自己做出了现实物质上的牺牲，肯定会得到灵魂上或精神上的回报呢？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不过为了一己私利而已。要么是现实的物质上的（包括社会资本），要么是超越的精神上的（灵魂得救）。有没有纯粹的、完全舍己的、不顾回报的、约伯式的信仰呢？

当然不能将信仰动机与自私自利混为一谈，信仰动机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为己的因素，但此并不一定就表明自私自利。然而，为了表达信仰而罔顾别人的幸福，则很难理解了。

因此，宗教毕竟是另外一种思想形态。它虽然也有社会世俗的层面，但更多的是出世的、超越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到底是什么？男人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妾者们的地狱？

基督宗教自称为普世性宗教，原因在于其有唯一上帝，全世界都应信仰该唯一上帝。然而，基督宗教在其形成中却带上了浓浓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色彩，如果将这种色彩也一并普世化的话，那么此种做法只不过是将一种民族宗教因为思想上的普世性而强行扩张为世界宗教，此种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殖民、文化扩张而已。

在基督宗教中，有一种危险，即强烈的传教欲望。当然，这种传教欲望与早期教会受到犹太教的逼迫有关，它不得已需要向外邦传教。然而，当这种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尤其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时，基督教就成为做好的、最合适的工具。

这种工具就是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西方传统全球化、普世化。而这种全球化、普世化的最大好处是方便殖民者进行全球殖民。若仅仅从思想的角度看，此种全球化、普世化，就相当于统一战线的扩大。

因此，基督宗教并不一定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但却是最合适的工具。

揚教心態與傳教動機

2007-04-01T09:10:00.000+08:00

黃一農教授載《兩頭蛇》以及其他文章中，不少提到以前的教內學者因為信仰的緣故，而罔顧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即史實，而對歷史人物有所隱諱與遮掩。諸如認為韓霖沒有投降李自成等等。

據說，黃教授本人也是信徒？這沒有得到確證。但黃教授確實指出以往中國基督教研究中所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即有信仰背景的學者該如何正確對待以往的歷史？是應當實事求是，還是為死者誨，還是因為信仰而罔顧學者的基本要求？

而且，那些有信仰的學者或者是教內學者往往就認為真理掌握在他們手中，往往認為沒有信仰的人沒有資格去研究基督教。這種狹隘的、極端的、獨斷論式的想法，在今天也比比皆是。

究其原因，恐怕并非什么為了信仰，而是一種最本能的反映，即害怕別人與他搶飯碗。而且，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如果研究基督教的人多了，那么那些教內學者該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呢？他們強調自己信仰的特點，無非是想說自己研究的獨特性，以保住自己的飯碗而已。

因為，除了上述一點原因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其他的原因。因為，只要稍微有基督教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基督徒從來都很小心避免論斷別人，而且耶穌所強調的是謙虛，是愛人如己，是擁抱，是融合。

另外，只要受洗入教就可表明他已經得到真理了嗎？就會得到拯救了嗎？就有資格去論斷別人了嗎？我看這些人比沒有入教的人還差。因為他們既然已進入教了，就應該奉守教會的規誡，按照上帝的話語以及自己的良心行事。他們知道這些規誡，反而去違反，真是比一般不知道這些規誡反而自覺去遵守的人更差。

是真理擁抱我們，而不是我們掌握真理。誰能對世界宣稱他掌握真理？除非像M一樣的民賊獨夫、以自我中心的人才會說得出來。他怎么知道自己會被上帝所喜悅？難道就是因為受洗了嗎？難道就是去禮拜了嗎？難道就是懺悔了？

上帝是不可以測度的。這些外在的東西是一套西方傳統傳承下來的流水線，仿佛只要經過這個流水線，你就可以得到救贖了。這種邏輯實在匪夷所思。因為，假如沒有這個流水線，人就不可以得到拯救了嗎？那么，在別的文化那些被認為圣人的人們就會下地獄嗎？

因此，誰能得到拯救，誰都不知道，教會也不知道，信徒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們惟一可做的就是等待、盼望與遵守。

因此引申開出，那些興致勃勃的傳教者，是否應該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呢？不要以為自己代表了上帝，自己代表了真理。因為，你這樣做，讓人只是覺得上帝會按照你所思所想一般，上帝只不過成為你話語中的上帝，成為你所有原因中的最后一個原因，成為你的標識，成為你消費的商品。真的會這樣嗎？

必須保持敬畏心，以及神秘性。卡爾巴特所謂，從人到神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些熱心傳教的人陷入了邏輯怪圈，他們的思想受到病毒侵入。傳福音本身并沒有錯，只是墮落之后，人的心早已壞了。是人自己錯了。他傳的是要別人去消費那一套流水線，去消費教會產品，去擴大他們的精神世界，或者通俗一點就是增加他們的“統一戰線”。

這其中的悖論顯然可見：到底要不要傳教呢？

上帝會告訴我們。

山雨欲来。

2007-03-30T22:22:00.000+08:00

奇怪的天气，灰色的雾蒙在半空，如同悬浮在头顶上的破旧棉絮。明明知道这里是南方，下雨时候不会同我商量，但直到傍晚十分才姗姗来迟。
不冷。只是微凉。心情也与之颇似。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时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虽然脚是属于自己的，可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像午后小憩之后，慵懒的脸，慵懒的眼，时光如同涟漪四起的湖面，荡来荡去，没有半点生趣。
社会学家Berger说人时刻在建构着世界，建构着意义。人真是可怜的生物，通过自己的脑子虚构给自己生存的意义。原来这个世界只是虚空的虚空，连虚空也是虚空。而人却要给自己编造出一套意义，仿佛一切都是那么有条有理、充满理性。
所以人需要信仰。不然就如同站在一片浮萍之上，时刻担心会不会沉下去，会不会顿时消失。
信仰在香港非常自由，也得到尊重与保护。
信仰是给人生坚实的基石，是给生命温暖的避风港，是给生活七色的彩虹。在孤独、充满风险的世界中，信仰给我们安慰的叮咛、温柔的抚摸与深情的眷顾。
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做，就在这山雨之后的傍晚。
虽然想家的时候，我通常会打电话回去，但今天我没有。我要给自己做个深切治疗。
给自己泡上浓浓的一杯茶，一边品茗，一边看着窗外小雨淅沥、芭蕉神伤。

道风微雨。

2007-03-30T22:21:00.000+08:00

今天上午需要道风山，因为老师要我将复印的书送过去。乘KCR到沙田，然后爬山一直爬上道风山，那可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两腿酸痛啊。

以前来的时候，被道风山上的安静、闲适所吸引。庭院深深、深几许式的安静，亭台楼阁式的闲适。上到山顶，果然道风吹拂，仿佛醍醐灌顶，心胸畅快啊！
老师的宿舍窗含远山、地处幽静，能听到窗外婉转的鸟鸣、吹拉弹唱的虫声，还能触摸到暖湿的空气、亦风亦雨的天空。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绿树葱葱、藤萝叠翠的山头，还居住一群自由自在的主人，就是猴子！看它们无拘无束、大摇大摆、无所顾及，在枝头上互相嬉戏打闹，在草地上互相追逐。仿佛对于它们来说，这个世界除了它们，再无别的了。下山的时候，山雨欲来。幸好，赶到车站，雨还悬在半空。回到宿舍之时，雨才匆匆跌撞而来。

晚上和同学打乒乓球，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运动。才发现球技严重下降。不过依然可以与同学相当，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OK。再去洗澡一番，oh，so cool and so high！

南国千里、思念如忆！

2007-03-30T22:17:00.000+08:00

只身来港已是三四个月了，其间回家了一趟。我以为可以减轻我的想家之苦。然事实证明我错了。
我现在更加想念温暖的家，想念老婆，想念我的母亲。人们都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感情才有痛苦、有快乐、有悲伤、有开心。原来，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之上。如果只有一个人的世界，那他/她就不会有感情。

因此，活着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我与我周围的人一起，共同经历人生、分享生命。

有感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当我回去的时候，我与女朋友寄居在亲戚家。女友感叹没有家，真的很不方便。可我后来对她说，你就是我的家，我回来看你，不是看家。

原来，我不是在想家，而是在想她。